鄭丁賢‧裁員痛苦，但非絕境

2015-05-29 09:54

幾天前，我坐在前往北京的班機上，前方坐著一位獨行的老先生，年齡80左右。

老先生行動有點不便，視力不佳，口齒有些含糊；一個人出門，不免讓人有點擔心。

幸好，飛機上的空姐注意到老先生，特別關注他的需要。老先生視力不佳，空姐幫他填入境表格；老先生愛喝威士忌，空姐來回為他斟了幾杯；老先生愛說話，空姐就站在他身旁，聽他講。

下機前，老先生還得到了空姐的手機號碼；簡直讓我羨慕。

等我80歲時，我還是要坐馬航。馬航空姐，等我哦！

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是其它航空公司，一個普通的乘客，會得到這種關懷和服務嗎？

我不敢確定其它航空公司；但是，我相信馬航會。

因為每一次乘坐馬航，都會有這種體會。

到了北京出席論壇，晚餐時一位澳洲老外坐在身旁，雙方破冰，他說他是搭乘馬航來北京，因為他認為馬航最舒服，服務最好；可以的話，他出國都是以馬航為優先。

話匣子一開，我們聊到馬航；當然，離不開馬航的虧損和重組計劃，以及準備辭退6千名員工。

在大馬工業史上，這是一個驚人的裁員數字；在就業穩定，極少有大規模裁員的大馬，有如投下震撼彈。

想一想，現有每4個馬航員工，就有1人失去工作；而6千人，實際上是6千個家庭受到影響。

下星期一，馬航人就會知道他們是否在名單裡頭；這個時候，是等待、不安和不滿的日子。

我們只能表示關懷和鼓勵，特別是對那些認真工作，努力付出的馬航人；他們戴上代表國家的標誌，站在前線，為大馬爭取了很多的榮耀，正如那澳洲朋友之所言。

而今的命運，或許對他們並不公平。

馬航落到今天的窘境，是10幾年來的管理不當所導致，從馬哈迪時代植下的劣根，到今天結出惡果；而兩次震驚全球的空難，雪上加霜，又如何追究。

然而，再怎麼批評和譴責，都無濟於事。今天馬航重組，把重擔交給德國人慕勒，他是國際公認的航空公司拯救專家，於今而言，應該是最適當的人選；政府企業能交給外國專才主管，這也是破除傳統，致力改革的起步。

慕勒坦言，他接手馬航，並不是為了裁員而來，而是為了拯救馬航，而必須這麼做。今後的馬航，並不需要這麼多員工，也無法負擔這麼高的成本。

不管怎樣，馬航確是為這些員工提供了一個不錯的資遣計劃。以服務年資計，服務達10年者，每一年付予一個月薪金；超過10年者，每一年付予一個半月薪金。

對於單親和夫妻都在馬航工作者，另有優惠。

這項資遣計劃，條件相等於其它公司的自願離職計劃（VSS）或雙方同意離職計劃（MSS）。對於已經陷困的馬航，算是盡心盡力了。

被辭退的馬航員工，至少有一個過渡時期的儲備；他們可以在這期間，安心的尋找其它工作，或是自行創業。

失去工作是不幸的事，特別是中年待業更加困難。但是，世事無絕對，或許，這也是生命旅程的另一個開始，準備開創更豐盛的人生。（星洲日報／非常常識‧作者：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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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丁賢‧珊德拉的困局

2015-05-24 11:00

船民激發的人道，人權爭議，讓我想起一個真實事件。

珊德拉，29歲，女性；被關在阿根廷首都――布宜諾斯艾利斯，罪名不詳。

民間的人權鬥士為她爭取自由，入稟法庭，指稱她被非法禁錮，為她申請人身保護令。

法官裁決，珊德拉享有人權，不應該被關閉，發出人身保護令，下令釋放珊德拉。

事件就是這樣，直截了當；很符合法律正義，也落實人道和自由的原則。

問題是：珊德拉是一個人猿（OrangUtan），她被關的地點是動物園，關她的是動物園管理局。

人類和人猿都是靈長類動物，基因相似度達98.4%；幾萬年前，或許還是一家人。

但是，不到2%的基因分別，足以造成很大的差別。

珊德拉被關，的確是被剝奪了自由；如果她的思考模式和人類一樣，那她也會嚮往鐵牢外的白雲藍天。

但是，她不是人類，所以我們不能確定她是這麼想地。

更糟的是，釋放她之後，她何去何從？

把她放回森林裡，她若非餓死，就是被其它動物噬掉。即使把她送到人猿保育區，擁有自由，也得到供養，然而，人猿學家說，人猿有不同的血統，就和人類不同種族一樣。如果把一個人猿放在不同血統的人猿群中，也是死路一條。

怎麼辦？乾脆送給人權鬥士，由他們撫養吧！

即使有人願意，那也是另一種非法禁錮，和關在動物園有甚麼差別？或許關在動物園還可以得到更專業的照顧。

在阿根廷當局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法之前，珊德拉還是留在動物園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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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道和人權，並不是一般想像中那麼簡單，直截了當。

譬如，羅興亞，孟加拉船民的問題，如果能夠依照教科書，或是聯合國人權公約的樣板來處理，那世界上就沒有人道和人權問題了。

首先，國際社會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單位，國家有照顧人民的義務，而政府作為國家管理者，有義務維護人民權益。

但是，一些國家拒絕接受它的人民（如緬甸拒絕羅興亞人），或是國家資源匱乏，無法滿足人民基本需要（如孟加拉經濟移民），由此衍生出來的人道和人權問題，應該怎麼處理？由誰來負責？

緬甸政府不可能反省認錯，歡迎船民回家，從此善待他們；孟加拉政府也不可能短期內改善經濟，讓人民豐衣足食，不再離鄉背井。

（其實，我也有疑問，羅興亞人是否真的被逼得走投無路？孟加拉又是否糟到民不聊生？）

船民來到大馬門口，不收容他們，被指不人道；但是，收留他們，又是否經過大馬人的同意？若否，豈非侵犯了大馬人民的權利？

有人比喻得很妙，一個陌生人來到你家門口，你給他食物，那是人道；但是，你請他到家裡長住，對自己和家人就是不人道。

羅興亞和孟加拉船民當然不能一概而論。但是，孟加拉的經濟船民，假扮為羅興亞難民，這也是以人道和人權為幌子，把收留國當作凱子。

當年很多越南船民，流落海上，獲得大馬收留，安置在比東島；雖然行動被限制，日子不好過；但是，總算是保住了命，有吃有住。

住了數年，分批得到發達國家收留，離開大馬。後來回顧，很多船民對大馬沒有感激，只有厭惡痛恨和譴責，彷彿大馬造成他們的痛苦似的。這些故事，可以在許多船民的回憶錄中讀到。

我也同情船民的遭遇，但是，泛濫的同情心，以及人道人權理想主義，和真實的世界，以及現實中的人心，差別甚遠。

就像是對珊德拉的同情，或許也是一廂情願。（星洲日報／星期天拿鐵‧作者：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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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丁賢‧2020宏願，過去式和進行式

2015-05-22 10:08

大馬需要一個明確的路線圖，讓我們能夠在眾多紛紛擾擾之中，依然可以朝著正確的目標前進。

2020宏願曾經是我們的目標，那是1991年，當時的首相馬哈迪在第6個大馬計劃中提出來。

從1991年算起，如果大馬每年的經濟成長率可以達到7%，到了2020年，大馬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提高8倍，邁入先進國之林。

在先進國之外，大馬將塑造一個團結的“馬來西亞民族”，推動民主進步的體制，創建開明和包容的社會……。

我知道你會說，這是老套，提起2020宏願，或是任何宏願，很多人已經麻木，也不會相信了。

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，隨後的全球金融危機，使大馬脫離高成長的軌道；從烈火莫熄開始的政治對立，以及族群和宗教意識高漲，也撕裂了“馬來西亞民族”的面貌。

更何況，當年提出2020年宏願的前首相，今天已經是反對現任首相的旗手。

25年來發生的事，讓人噓唏，2020宏願哪經得起如此摧殘。

正當大家以為2020宏願已經是過去式，納吉在提呈第11個大馬計劃時，提出未來5年將是推動宏願的最後進程，似乎又把2020宏願作為一個現在進行式。

而今，只要大馬的成長率可以維持6%，5年後的2020年，我們的人均收入超過1萬5千美元，可以邁入先進國行列。

甚麼是先進國？其實有不同的定義。當年馬哈迪的目標，是GDP達到9千200億令吉就達標，而目前大馬的GDP已經有1.1兆令吉，看似已經超越，不過，這還得看以哪一年的幣值來計算。

而就世界銀行的標準，人均所得到達1萬2千276美元，就是高收入國家。

大馬已經很接近這個水平，不用等到2020年。

其實，數字只是一個參考，沒有絕對的準確性；是不是能夠在2020年成為先進國，不只是看經濟數字，而是要看這個國家的整體發展程度。

如果有一大部份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下，而國家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，那麼，即使GDP是高收入國水平，但是，這個國家不可能配得上“先進”之名。

如果這個國家有高成長的經濟，但是，國民凝聚力很低，種族和宗教衝突不斷發生，就如一些靠礦產暴發的非洲戰亂國家，我想，也不會有多少人喜歡留在這種“先進國”。

在經濟數字以外，大馬人其實渴望的是一個和諧、開明、進步的國家；人民團結，有共同的理念，生活有安全感，對未來有信心。

就像是1991年的2020宏願，我們都曾經有期待，有希望。（星洲日報／非常常識‧作者：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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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丁賢‧從“坦帕號＂到船民困局

2015-05-20 09:41

羅興亞船民浪潮，讓我想起當年的“坦帕號”（MV Tampa）事件。

2001年8月，一艘載滿400多名阿富汗人的船隻，在南印度洋公海，接近澳洲聖誕島的海域發生船難，隨時沉沒。

澳洲海上救援中心發現之後，通報所有在附近的船隻，就近救援；此時，一艘挪威貨輪“坦帕號”就在附近，主動承擔了營救任務，救起阿富汗船民。

阿富汗船民越洋而來，目的地就是澳洲，它在聖誕島附近“遇難”，等著被拯救上岸，也真是“巧合”。

“坦帕號”救人的行動，是基於國際規定，也是人道精神。它把船民救上貨輪後，自然準備送到最靠近的陸地，即是澳洲的聖誕島。

但是，澳洲政府知道阿富汗船民的用意，嚴厲拒絕“坦帕號”靠岸，不讓這些船民進入澳洲境內。

當時的首相霍華德相信，一旦允許這些阿富汗船民進入澳洲，等於告訴所有戰亂和貧窮地區的人民說：“澳洲歡迎你來！”此例一開，各國的船民將源源不絕的前來。

而澳洲各個民調也顯示，超過90%的澳洲人反對讓船民進入澳洲，人們認為，一旦允許他們登陸，再也無法把他們送走。

“坦帕號”的船長迫於無奈，只好改變航線，準備前往印尼。

就在貨輪要開往印尼時，船上的阿富汗人發現航線改變，群情憤怒，激動非常。他們要船長把貨輪開到澳洲，或是其它西方國家，否則將會有激烈的反抗行動。

“坦帕號”陷入兩難局面，它不能進入澳洲，也沒有其它國家允許它靠岸，而船上的阿富汗人隨時暴動。

英勇救人的“坦帕號”，變成了公海的流浪者，甚至是海上炸彈。

澳洲和印尼互相推諉責任，挪威則譴責澳洲，兩國交惡，事件還鬧上聯合國；許多國家批評澳洲罔顧人道和人權，諷刺的是，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基於“人道”和“人權”收留這些船民。

眼看事件無法和平落幕，貨輪船長Arne Rinnan心力交瘁之下，痛下決心，不顧澳洲的阻止，直闖澳洲。

澳洲派出軍艦攔截，最後軍隊登上貨輪，扣押所有船民，把他們集體送到太平洋上的瑙魯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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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坦帕號”事件之所以值得一提，因為它是船民困局的一個典型例子，也是後來處理船民事件的一個參照。

一、船民的無處可去，以及他們的安全，引發最敏感的人道爭議；二、船民不一定是難民，但是，他們以難民的面貌出現，難以鑑定和處理；三、一旦收留一批船民，接下來會有更多的船民到來；四、高舉“人道主義”容易，要貫徹人道行動卻很困難；澳洲是最重視人權和人道的國家之一；但是，一旦國家利益和人道主義出現矛盾，它也要傾向前者。

羅興亞船民在我國岸外，大馬政府同樣面對國家利益和道德困境的難題。

政府的任何決定，影響的不只是目前幾艘船，幾百個羅興亞人的命運，而是以後數萬，十數萬羅興亞人的決定。（星洲日報／非常常識‧作者：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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