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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August 30, 2015

鄭丁賢‧誠實,才是上策


昨天,同事莉珍引述香港某人在網上對大馬局勢的脫口秀;這個視頻我也收到,而且不止一次,也不單一集;可見其流傳之廣。
這個香港講古佬從1MDB談到首相戶頭,從蒙女案說到阿馬創辦人被殺,把謀殺、詐騙、權斗等等最引人入勝的元素,都融入他的情節,聽得叫人心驚膽戰。
但是,慢著!講古佬連馬哈迪和納吉的關係都搞不清楚,連大馬是內閣制或蘇丹制都搞糊塗了,卻可以天馬行空,講得比李大傻都還離奇。
本來,這可以當成鬼話連篇,付之一笑就好;然而,一旦鬼話被人當真,四處傳播,蔚為風氣,那就不止是鬼話這麼簡單了。
回過頭來想一想,為甚麼人們愛聽鬼語?甚至相信鬼話?
其中一個原因,人們聽不到真話,惟有相信鬼話。
蒙女案拖了一條尾巴;1MDB債務交代不清;首相戶頭說一漏二;反貪會官員被對付;特委會解散得沒有來由……。
這些事件披上神秘色彩,缺乏透明處理,沒有人擔當責任,所有的官方說辭有所保留或自相矛盾;人們不知道該相信甚麼,也不知該相信誰;如此,又怎能不讓鬼話流傳?
“誠實才是上策”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,這是莎翁所言,成為西方父母教導孩子的格言;如今,也可以用於大馬的情境。
如果首相納吉一開始就開誠佈公,說明真相,或者也不會落得如今坊間流言盛傳,政府公信力低落的地步。
這讓我想起當年美國的水門案事件,總統尼遜的態度,以及他的下場。
很多人以為,尼遜下台,是因為他派人到民主黨總部(水門大廈)竊聽,後來被《華盛頓郵報》記者踢爆,不得不下台。
其實,這個論點太過簡單,加上電影《總統手下》放大兩個記者角色的戲劇化處理,而深入人心。
真實情況,畢竟複雜許多。歸根究底,在於尼遜沒有說真話,還不當干預,以致事件愈搞愈大,自己挖了陷阱,埋葬了自己。
現代史作家曼徹斯特的鉅著《光榮與夢想》(Glory and Dream,William Manchester)裡頭,說明了整個過程。
開始時,共和黨幾個跑腿,為了向黨邀功勞,偷偷潛入民主黨總部裝置竊聽器。
尼遜是高高在上的總統,並不知道這件事;事實上,裝置竊聽器太荒謬,不但風險太高,而且也竊聽不到甚麼機密。
事件被揭穿之初,美國民眾並沒有很大的反應,而當它是競選的花邊事件;人們也不相信貴為美國總統,尼遜會愚蠢和低格到主導竊聽。
後來公開的白宮錄音證實,尼遜還為此斥責手下:“是哪個蠢蛋下令這麼做的!”
問題在於,雖然不是尼遜主使,但是,他處理這個事件時,沒有當機立斷的說明真相,也沒有追究責任。
為了不影響自己的競選選情,他選擇隱瞞和逃避,還採取不當的手法,阻止媒體追查,設法堵住涉及者的嘴巴。
這種種做法,有違總統的身份,更引起人民的猜疑和反彈,檢察官也步步追查。尼遜狗急逃牆,想要開除檢察官;結果,他的司法部長和副部長拒絕遵從,而連帶受到對付。
這一來,人民憤怒了,集結起來要他下台。最終,連共和黨的議員也不得不遵從民意,準備彈劾他,尼遜不得不黯然辭職。
如果尼遜一早說真話,用透明,公開和公正的方式處理事件,或許,不會這麼狼狽,換得一世污名。
都說了,誠實才是上策。
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鐵‧文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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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August 28, 2015

鄭丁賢‧對4.0的兩個虔誠期望

4.0大集會是箭在弦上,時間一到,就是來個萬箭齊發;不管政府和警方這邊如何要阻要禁,卻已經是無從阻止,也無可禁止。
這個時候,還要討論大集會是否該行,是否合法合情合理,都已經多餘。
但是,我終究對4.0大集會,抱著兩個真誠期望;如果可以實現,集會應該可以發揮更大的意義。
(一)期望這是一次多元族群的集會從華社民間的激情,以及華裔網民的積極串連,相對於馬來社會的平靜,伊斯蘭黨不動員,乃至馬來右翼組織的反彈,不免讓人感到擔心。
如果星期六參與大集會的民眾,多數是華裔人民,它呈現的將是一個失去平衡的公民運動。
當然,淨選盟4.0的設計沒有族群之分,但是,這個運動是否有跨族群的民意基礎,其實十分重要。
參與集會的族群融合比率,比集會的人數更加有意義。
在大馬這個國家,推動任何公民議程,都必須從跨族群的角度出發,也必須建立在多元族群的共識基礎上;任何群眾運動如果只能激發某個族群的激情,而主流民族冷漠以對,結果肯定是起不了很大作用,甚至會被解讀為具有種族目的,擴大種族之間的裂痕。
況且,若只是華人一頭熱,對執政當局不會有甚麼警惕效果,從選票的角度,華人選票早就失去,不會有更大的損失。
對一個進入保衛戰的政權,發覺了群眾運動的缺口,反而有可乘之機,分而治之,是最好的策略。
相反的,如果大集會能夠反映人口的比率,更多的馬來群眾參與,對執政當局的壓力肯定強大,效果也大不同。
(二)期望這是一次和平和安全的集會沒有任何的價值,比和平與安全更加重要。
走上街頭,在於表現一種態度,表達幾個訴求,從而希望轉化成為一股改變和建設的力量。
民主政治的推進,就是依靠非暴力方式;否則,一旦暴力和衝突介入,會造成破壞,愈大的傷害,就愈難彌補。
儘管淨選盟和警方對大集會的舉行抱持不同立場,但是,雙方至少必須具有一個共識,就是維持集會的和平與安全。
集會群眾難免有情緒,警方人員也會有反應;加上很多聳人聽聞和造假的訊息,更會加劇雙方的對峙。而且,之中會有偏激分子,或是滲透的挑撥者,場面會變得火爆,一發不可收拾。
和平與安全,要靠警方、主辦方,以及所有參與者的努力。警方以專業和友善態度,維持秩序和安全,不阻撓和為難;主辦方不盲動,不超越底線,達到目標見好就收;參加者維持理性,不衝動,以及不受有特別動機者的挑釁;家長們不帶孩子上場,維護兒童基本的安全權利;這些才是讓集會產生價值的要素。
這一天來到,大家就理性平和的上街,平平安安的回家,讓4.0沒有遺憾。
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文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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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August 26, 2015

鄭丁賢‧關於經濟,你永遠不知道

國際石油價格上午跌破每桶40美元當兒,我想起兩三年前對一名準備申請大學的世侄作出的建議。
我說:“如果你未來要一份高收入的工作,就應該去唸石油工程系;這個行業前途無量,還沒拿到畢業文憑,就有人拿聘書到大學找你。
“何況,石油儲存量日益減少,石油公司必須投入更多資金到處去探勘和開採,因此需要更多的工程師和專業人士;即使經濟不景氣,這個領域還是會一枝獨秀。”
我必須聲明,那是油價超越100美元的時候,而且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它會跌落。
我認識的石油行業人士,從國油主管到民間經營油氣業的朋友,都告訴我這個行業亮麗的前景。
因此,我把這個訊息傳達給這名世侄;他聽了之後,也砰然心動。
不過,他所要唸的幾間大學,都沒有這門科系,讓他有點沮喪,不得不打消念頭。
幸或不幸,今天的局面完全倒轉過來。
油價跌得鼻青臉腫,不久前,全球最大的荷蘭皇家蜆殼石油公司,宣佈要裁退數千名員工,取消數十億的投資計劃;而我國的國油,宣佈終止10幾個鑽油計劃。
如果世侄那年聽了我的話,去唸了石油工程系,畢業後沒有工作,是否會怪罪我帶他去“荷蘭”?
想起來,我感覺背部也涼涼的。
關於經濟,你以為上了幾年經濟學,定期閱讀國家銀行報告、財政部的經濟報告;訂閱《經濟學人》,網上閱讀《金融時報》;不會錯過保羅克魯曼、傑菲里薩奇的文章……,就是瞭解經濟。
然而,現實中的經濟情況,告訴你說:不見得如此,甚至根本就錯了!
真實世界的經濟,或許人們根本無法瞭解,遑論去掌握。
就像是令吉猛瀉,中國股市幾近崩盤,亞洲經濟風雨飄搖,又有幾個人能夠預知(排除事後突然一一冒出的諸葛亮先生們)。
人們更沒有頭緒的是,所有不該來的事兒,都擠在同一個時候來到,這不就是墨菲定律,不該發生的,都一一在你面前應驗了。
原本,油價下跌已經讓大馬難以承受,原產品價格在這個時間點,也一蹶不振;而政治不甘寂寞,掀起了風暴;國內外資金眼看不對,大批撤走。
再碰上美國選擇了而今的黃道吉日要升息,讓全球資金衝向美元市場,抬高美元;而中國又趁此時讓人民幣貶值,以加強出口競爭力,帶動已經疲弱的經濟。
人民幣貶值,引發貨幣間的競爭,各國貨幣也相應下跌,又製造了全球股匯市暴跌,血流成河。
未來陰霾密佈,不知前路在何方。
正如聯昌國際集團主席納西爾所言,死亡或重傷,將由中國決定;不管怎樣,新的常態會出現,只有接受和調整吧!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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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August 23, 2015

鄭丁賢‧都是猶太人惹的禍

在所有詭異政治術中,最無時空限制,而且屢試不爽的,應該是“都是猶太人惹的禍”。
即使在大馬,一個幾乎見不到猶太人的國家,一有問題,也可以歸咎猶太人。
副交通部長阿都阿茲卡巴拉威也學會了這一套。他在巫統區部會議上說,納吉的26億政治獻金,是來自中東的捐款;而捐款的用意,是捍衛國陣,避免受到行動黨,和它幕後的猶太人所摧毀。
我著實嚇了一跳,如此看來,26億令吉門,不但是國內政治問題,也是國際政治角力;不但有國陣和行動黨的鬥爭,背後還有中東和猶太人在操盤。
26億是不是來自中東?為甚麼中東人這麼慷慨?錢去了哪裡?這些問題都必須追查和交待。
如果只是把猶太人抬出來,怪罪猶太人,一切都是猶太人的錯;那就不用再追究下去,唯猶太人是問就好啦!
這種“都怪猶太人”的理論,比比皆是。譬如,猶太人策劃了911事件,引導美國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;猶太人製造國際金融危機,搗亂全球經濟秩序;當然,MH370事件,離不開猶太人的陰謀;乃至26億門,也是猶太人搞鬼。
別以為沒有人相信,這一套東西,市場可大得很;聰明和有見識如馬哈迪都認為911是阿凡達的另一個版本;如此,馬來西亞的伯仄和媽仄,信以為真的大有人在。
只是,大家有沒有問一問,猶太人有這種能耐嗎?怎麼世界上所有的重大事件,都和他們有關係?
全球猶太人的人口,區區約1千400萬人,其中半數居住在以色列。
這麼小的民族,難道他們就沒事幹,整天想著如何整蠱世界,把全球鬧得雞犬不寧?
而且,就這麼千多萬人,可以主導全球的軍事、金融、政治,為所欲為?而擁有10幾億人口的穆斯林,就被玩弄於鼓掌?
x x x
“一切都怪猶太人”其實是歷史積累的“反猶太人主義”(反閃族主義Anti-Semitism)所衍生。不僅是現代伊斯蘭世界普遍敵視猶太人,更早時期的歐洲,就已經瀰漫反猶太人情緒。
猶太人的早期歷史,是從中東漂移歐洲的少數民族。19世紀時,歐洲興起民族國家概念,以民族即是國族的界線,紛紛成立自己的民族國家。
一旦這種排他性的國家型態確立之後,散居各國,屬於少數民族的猶太人,就處於尷尬地位,沒有獲得接受和認同,以至被排斥和歧視。
加上猶太人的宗教保留了傳統色彩,而沒有如基督教般經過變革,因此,他們的宗教觀,乃至世界觀,和歐洲人有很大隔閡,也更加被視為異端。
儘管猶太人設法融入歐洲祖國,譬如學習和使用在地國的語言,投身不同行業,甚至在各個領域人才輩出,然而,並沒有減少社會對他們的敵意。
到了二戰時期,仇視猶太人的情結更深。希特勒的納粹德國,把反猶太人提昇到更高層次,灌輸猶太人是劣等種族,危害國家社會,從理論到行動,進而屠殺了600萬猶太人。
當年的猶太人其實沒有威脅到希特勒的統治,也未曾阻礙希魔的野心。所有的仇視和殺戮,只是因為盲目和瘋狂的種族主義。
直到二戰以後,猶太人大量遷到祖先地以色列,建立自己的國家。然而,因為這片土地住了巴勒斯坦人,加上週圍是穆斯林世界,以致猶太人和穆斯林產生了新的矛盾和衝突。
這掀起了另一次反猶太人主義的浪潮。
當然,以色列為了生存和擴張,內部也出現排外和暴力的“復國主義”(Zionist),導致和伊斯蘭世界的衝突擴大;但是,並不是所有的猶太人都相信極端的復國主義,以色列內部,也有和平主義者。
中東國家和以色列的鬥爭,是國家與國家的問題,必須通過和平方式處理,而不能無限上綱成為宗教和民族問題,擴大到全球,把世界分為猶太和反猶太二元對立,非敵即友,非友即敵。
這種思維,不但可笑,也是無知!特別在大馬這個多種族,不同宗教的社會,把他人套上猶太人同伙的帽子,更是危險。
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鐵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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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August 21, 2015

鄭丁賢‧姑里的首相之鑰

伊斯蘭黨的老臣慕斯達化阿里說,13屆大選前,伊黨獻議由東姑拉沙里出任民聯首相人選;讓姑里先擔任首相2到3年,才由安華接任。
大家要問,這有甚麼差別嗎?
至少,伊黨認為結果會有大不同。
慕斯達化解釋說,大選前,伊黨知道華人票已經是民聯囊中物,但是,馬來票仍然匱缺。如果宣佈姑里是民聯首相人選,預期馬來票會增加3%到5%,民聯就可以贏得大選,成功執政。
公正黨和行動黨未必認同伊黨這個觀點。實際上,當時公正黨堅決反對,認為安華是惟一的首相人選。
但是,我最近看了默迪卡民調中心的大選分析;互相參照,可以作進一步的解讀。
默迪卡中心的調查顯示,13屆大選時,支持國陣的馬來選票達到62.5%,而支持民聯(包括公正黨、伊斯蘭黨和行動黨)的馬來票,只有38.2%。
換句話說,公正黨和伊黨並未得到大部份馬來選民的支持,得票甚至不到4成,相反的,巫統在馬來社會還是主流。
儘管華人社會熱衷於華叔做首相,但是,馬來社會不做如是觀;實際上,只要和馬來同胞有所接觸,就知道華叔在馬來社會的支持率不高。
因此,站在選舉的角度,伊黨要抬出姑里(據說姑里當時也接受這項安排),有一定的策略考量。
姑里作為馬來政治精英一員,以及巫統元老,他和傳統馬來社會依然維持親和關係;而作為政治的邊緣和異議者,他同時獲得反對陣營的同情和認同。
當然,這也僅僅是一種預期,姑里是否能夠為民聯增加3%的馬來票,沒有答案;而且,即使增加2、3%的馬來票,是否能徹底扭轉選舉結果,也沒有定數。
只是,從馬哈迪年代到納吉此刻,姑里屢次被拱為替代首相人選,不僅顯示他在政壇的特殊地位,也帶出大馬政治的吊詭。
首先,大家必須承認,馬來人是多數民族,人口比率也節節上升;其次,馬來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思想,依然主導馬來人的政治思維;第三,只要上述兩個條件存在,巫統將會繼續成為主流,特別是在保守和鄉區馬來社會。
馬來社會不願意和傳統決裂,就不會放棄巫統;因此,不管非馬來人和城市人民如何反對,巫統依然能夠掌權。
當6成馬來人繼續支持國陣(其實是巫統),那麼,反對黨再怎麼做,都很難改變這種政治生態。
反對黨不能期望馬來社會可以和傳統來個一刀兩斷的切割。如果要爭取馬來人支持,必須在不影響馬來人利益,不傷害馬來人情感,不撼動馬來人傳統的方式,漸進的爭取馬來社會的認同和支持。
這是一種溫和的過渡,而東姑拉沙里可以扮演過渡的紐帶。從理想的角度,他可以作為中介,把馬來人的過去和未來銜接起來,而免除過度的震蕩。
而這也是安華和哈迪無法做到的任務。
或者說,他彷彿是一支想像中的鑰匙,用以開啟馬來人政治的一道封閉之門。只要他還在的一天,就還是一個替代的首相人選;然而,也有極大的可能,他永遠是一個未派上用場的替代人選,也是用不上的鑰匙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文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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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August 19, 2015

鄭丁賢‧金融風暴――相似和分別

當令吉跌到4.10時,我一個平常還算冷靜的朋友,也有點驚慌了。
“是不是出現危機了?上一次令吉這麼的跌法,不就引發了金融風暴!”
我不得不回想97/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。
當年,令吉兌美元從2.5,一路滑落到4.88;然而,這不是惟一的壞消息,而只是風暴的先聲。
接踵而來的是,股市崩盤,跌幅過半;利率狂飆,超過10%;通貨膨脹,萬物漲價;企業裁員,失業率高;銀根收緊,市場蕭條。
今天看起來,這只是一連串的經濟名詞;但是,身歷當年情境,那是一次慘痛的煎熬。尤其是那些失去工作,虧掉半生儲蓄,房子和工廠被拍賣,外國學業被終止的人們,可就是錐心之痛。
也因此,近幾個月來的令吉貶值,喚起了人們的記憶,也讓很多人產生了憂慮――金融風暴是否會再席卷?
令人擔心的是,97/98年的令吉狂瀉,和如今情況相似;令人慶幸的是,到目前為止,也只有令吉大跌和當時情況相似,其它條件則有顯著差別。
換句話說,除了馬幣貶值之外,大馬經濟其它層面還算是可以,沒有當年出現的徵兆。
我回溯97/98年金融風暴的資料,找出當年風暴的肇因。
當年,風暴始於令吉狂跌,爾後擴大到所有經濟面,造成重創。但是,令吉之跌,並不是馬哈迪一貫說的是貨幣狙擊手索羅斯一手造成;真正的原因,是當年大馬金融體制不健全,經濟虛胖和產業泡沫所導致。
90年代大馬工業化的成果,造就了高成長年代,企業界信心膨脹,大量舉債投資,而市場也有大量資金湧入,造成借貸十分寬鬆。
到了90年代中期,儘管市場繁榮,但是,銀行超額放貸,債務節節攀高,經常項目赤字擴大,令吉過度高估,股市由熱錢炒作……;泡沫已經愈來愈大。
然而,馬哈迪被眼前的繁華所迷惑,以為大馬的高成長可以永遠持續。
他拒絕專家升息和降溫的建議,反而一直繼續催谷高成長,不讓派對歇息。
但是,派對終須結束。泰國首先息火,韓國和印尼步其後,然後是大馬;令吉被大量拋售而崩盤,資金瘋狂撤離,股市崩潰,銀行搖搖欲墜,企業倒閉……;繁華成一場空。
以後,人們稱馬哈迪的資金管制,挽救了大馬;但是,很少人追究馬哈迪盲目的追求成長,缺乏管理和紀律的金融體制,才必須負起風暴責任。
今天,令吉的滑落主要是因為美元的強勢,特別是美國準備升息,導致國際貨幣市場追美元和拋各國貨幣。
令吉跌勢雖然慘重,俄羅斯、巴西、印尼、澳洲等國貨幣,也絕對摔得不輕;總之,凡是靠出口原產品,以及石油賺取外匯的國家,肯定遭殃,偏偏大馬兩者皆是。
然而,大馬的赤字和債務,情況比當年好許多,在國際上屬於良性範圍,也沒有顯著的經濟泡沫;而經常項目、經濟成長率、失業率等等,也還健康。
倒是政治上的紛爭,有一定的隱憂和影響,但這是題外話。
概括的說,風暴不應該會重臨,但汲取過去教訓,還是得居安思危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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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August 14, 2015

鄭丁賢‧新常態

中文出現一個新的流行用語――“新常態”。沒錯的話,這是習主席率先啟用,他告訴中國人說,現在經濟環境改變了,大家要適應新的常態,要有信心,也要用平常心看待。
開始時,人們抓破頭皮在想,甚麼是“新常態”?這和“信心”、“平常心”又有甚麼關係?
經過“中共學”專家解讀,大家才豁然開朗。原來,近年來,中國經濟成長趨緩,10%左右的成長率已不復見,也不能再依賴傳統制造業;未來是中等成長,也要開發新的領域。
高成長和世界工廠,原本是中國的常態,然而,世界沒有永恆,只有不停在變;高成長終究成為過去,世界工廠的訂單也會減少。
從常態到非常態,再到新常態,這是一種社會規律,與其用唐吉柯德的方式去抗拒,不如接受和改變。
像香港和台灣,也有新的社會型態。年輕族群不滿現有體制,討厭權力階層,於是動輒就衝撞,隨時要佔領。
香港和台灣政府被搞得雞毛鴨血,卻無計可施。如果反擊行動稍微強硬,學生擦破皮淤了血,政府就得吃不完兜著走,要被控訴是暴政,和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,遺臭萬年。
但是,這就是民主進程一部份,儘管有可能是走了民主歪路,還是必須走下去,原因?這也是新常態。
在民主的遊戲規則里,不能容許另一個天安門的出現,年輕人反對政府,政府要低頭認錯,部長還可能要道歉辭職。
新的力量崛起,巔覆了傳統權力;好的方面,是民意抬頭,掌握權力者受到更大的制約和監督,政治道德和施政能力都必須有所提昇。壞的方面,會讓少數社會運動分子挾持自由之名,肆意妄為,也讓民粹政治高漲,衝撞社會穩定。
而大馬也有新常態。馬哈迪威權時代結束,加上網絡和社交媒體的超活耀,使社會瀰漫了強烈的批判風氣。人人都有不滿,人人都可以宣泄。
表面上,這是民主開放;實質上,卻缺少了藉民主帶動進步的能量。
人民,特別是城市居民,不能認同執政黨、政府領袖和政府施政,而且愈來愈不耐煩;加上爭議事件一再發生,加劇成為對掌握權力者的厭惡。
一旦這種情緒無法通過正常管道,譬如選舉,或是協商來達到更換政府、改變政府的目的,就擴散成為集體的焦躁。
幾年下來,政府和民間沒有共同的目標,國家缺乏認同的理念,各行其是,互相責怪,彷彿也是一種新常態。
而這種新常態,已經把國家推向茫然的未來。
按照規律,新的常態到了極致,就會變成非常態,以後又轉而出現新的常態,生生不息;只是,這還要一段長時間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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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August 12, 2015

鄭丁賢‧從馬來人到穆斯林

你是甚麼人?
那一年,慕尤丁回答說:“我先是馬來人,才是馬來西亞人。”
這個答案,引起嘩然。很多人批評說,堂堂一國之副首相,不以國家認同為優先,而以種族身份為第一,豈不是種族主義者?
這是舊事,以今天慕尤丁去職而獲得廣泛的社會同情,一般人已經不會去追究他是否種族主義者。
慕尤丁當時還有後續的說明。他說,其實每一個馬來人都是如此,如果他不這麼想,他就會被馬來人所遺棄。
但是,慕尤丁可能有點過時,或是老一代的想法了。
日前我出席一個討論種族課題的圓桌會議。會上,默迪卡民調中心的阿Ben(依布拉欣蘇菲安)公佈該中心對種族和國家認同的調查。
調查發現,華、印和東馬族群,超過半數都優先認同自己是馬來西亞人,接下來才是認同本身族裔,但很少先認同自己的宗教身份。
但是,在馬來族群當中,優先認同自己為馬來人的,只有區區6%;優先認同自己是馬來西亞人的,佔27%;優先認同自己是穆斯林的,高達60%。
以此類推,慕尤丁是少數(6%);倡議“一個馬來西亞”優先的納吉,也是少數(27%);真正的多數,可能是哈迪阿旺(60%)。
當然,我們不能因此說華印等少數民族比馬來人更加愛國;畢竟,這不是一個愛國的測試。
然而,這可以說明,馬來人的身份認同,以及他們的世界觀和生命觀,來得比其它族群更加複雜。
對於華人,身份認同比較直接。你是這個國家的公民,拿的是馬來西亞護照,去到任何地方,都是這個身份。譬如去到外國,你說你是華人,別人會誤以為你是中國人;去到中國或台灣,你說是華人,人們會滿頭霧水,不會把你當自己人。
“馬來西亞人”是一種政治身份的認同,也是家園認同。我有一些親戚和朋友,即使已經移民到新加坡、澳洲、加拿大和英國,沒有了大馬國籍,仍然念念不忘自己是馬來西亞人,那是對家園的歸屬感。
但是,對於大部份馬來人,在過去,民族和國家或許是優先;但是,隨著宗教的薰陶和強化,他們的身份認同已經改變。
對他們而言,民族是一種血緣,國家是政治記號;只有宗教,才是完整和永恆。
作為穆斯林,從誕生那一刻起,就是第一身份;成長的學習和尊奉,也是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穆斯林;直到死亡,要去永世(dunia akhirat),也是帶著這個身份而去。
今天一些馬來人,特別是城市和中產馬來階層逐漸淡化種族色彩;但是,不管是城市或鄉區,低收入或中產,都更加強化他們的穆斯林特質。
宗教已經內化在他們的生命,甚至超越生命。如此,又怎能不以宗教為優先!
反映在現實,伊斯蘭之於馬來族群,不止重要,也只有更加重要;任何政黨要爭取馬來人的支持,都要更加伊斯蘭化。
下一輪的朝野馬來政黨競爭,也必然離不開伊斯蘭路線的競爭。
不談好壞利弊,這是大勢所趨。非馬來人在這個國家要生存發展,不能不瞭解這個現實和趨勢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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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August 9, 2015

鄭丁賢‧小島爭議如是觀



這應該是南海問題雙方的簡單邏輯。
幾個小島,加上漲潮就不見了的幾個礁石淺灘,中國人說:“這是我們的固有領土”;越南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人說:“這些島嶼離你們那麼遠,和我們這麼近,怎麼變成你的了?”
南海課題,也讓這星期的東盟外長峰會,多了一些波浪。
東盟各國,加上美國,扛上了中國,對中國在南海的強勢行動,特別是填土造地,表達了“關注”;中國也不示弱,回應說――你們不也是在做同樣的事?
撇開東盟峰會的官方議論,我在雅加達出席東盟媒體論壇,也不免捲入南海話題。
菲律賓星報的總編輯阿娜瑪麗雅女士,可能是輕微感冒,聲音低沉得有點傷感,她訴說菲律賓在南海爭議受到的委屈,儘管該國已經一再讓步,對方還是咄咄逼人。
越南報章的總編,或是代表官方媒體的關係,談話時沒這麼感性,而是嚴肅的表達了越南政府的立場。
作為大馬的出席者,我說:“我們假裝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存在。”
大家都笑了,以為我鬧著玩兒。
笑歸笑,然而,這也真的是大馬的處理方式,視而不見,可以多低調,就那麼低調。
中國和馬來西亞的爭議,是南海末端的小島,中文叫曾母暗沙,英文叫James Shoal。
中國和台灣(中華民國)的中小學教科書上寫著,曾母暗沙是我國(中國)最南端的領土……;這是國民教育,把中國的地理範圍劃定了,也說明這是歷史事實;當然,這也是政治教育的一部份。
一旦產生爭議,就是民族課題;今天的中國,所有課題都可以成為民族問題,所有主義都是民族主義,沒有討論商量的空間,因為那是漢賊不兩立的立場;只要立場不同,那就是敵人。
從大馬的角度,James Shoal距離中國大陸最南岸1千800公里,距離砂拉越海岸只有80公里;大馬當然有話說。
但是,大馬不願意成為中國的敵人,處理方式也和菲律賓及越南不同,不爭執,不傷和氣;而這也是聰明的做法。否則,一吵起來,政治和經濟關係要搞砸,可能國內的種族關係也會被挑撥生變。
當然,這種處理方式,必須雙方配合才能做到,否則,即使一方當作沒事,另一方卻大張旗鼓,那就很難和平下去。兩國都有民族主義分子,也有民族主義,事端就會肇起。
不管怎樣,民間不必跟著南海問題起鬨,沒幾個人真正到過這些島嶼,對之瞭解其實有限;更何況,國際政治很複雜,有時是配合國內消費之用,又何須盲目的鬧著反華、反美、反菲、反越、反馬的。
正如阿娜瑪麗雅所說:“我是菲律賓人,但我身上也有華人血統,實際上,每個菲律賓人都可能有華人血統;我不同意中國的南海政策,但絕對不是反華。”
同樣的,中國人也可以如是觀,無須討厭越南人,瞧不起菲律賓人,憎恨日本人,排斥美國人。
南中國海,處理不好,可能會是驚濤駭浪;處理得好,也可以是和平之海。就看智者的選擇。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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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August 7, 2015

鄭丁賢‧國家建制不能動搖

只要有政治,就免不了權力鬥爭;這是個無法逃避的千古現實,在專制時代如此,在民主年代也一再出現,只是方式不同。
領導人面對壓力,必然會有反彈動作,以穩住權力;老實說,不會有任何領導人會眼睜睜的看著自己地位不保。
但是,不管怎樣的政治鬥爭,如何處心積慮的鞏固權力,都必須在一個範圍之內,即是不能超越法制(rule bylaw)和法治(rule of law)的範疇。
在範圍之內,是政治遊戲或博弈;超越了範圍,就是違規和破壞。
法制是通過法律而制定的一套制度,這套制度規範了所有人的行為,政府和政治人物也包括在內,受到法制的管理和約束,避免他們權力過大而失控,進而傷害社會和國家。
法治則是法律奉行的原則和精神,也就是建立在社會平等和公正,符合道德和人權的基礎之上。
通過法治精神,以及法制途徑,民主國家成立了各種建制(institutions),譬如國會系統、法院系統,來確保民主的正常和正確運作,加上政府系統,成為三權分立,互相監督和制衡。
而在政府、司法和國會的大建制之下,還有各種中小建制,附屬在三大建制之下,扮演推動和輔助法制和法治的功能。
譬如,總檢察署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建制,它是行政和司法之間的橋梁,它代表政府執行法律的檢控;反貪會也是一種建制,以對付體制內不斷衍生的有機貪腐細胞;中央銀行更是一種多功能的建制,它制定金融規則和方針,維持金融穩定,也監督和對付金融害蟲;至於警方,當然也是建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民主國家的體制,必須包括這些建制,也要確保它們能夠在獨立和完整的運作,才能彰顯它們的功能,從而讓法制和法治不受傷害。
今天要對1MDB和首相戶頭進行公正的調查,首先得要確保這些建制順暢和獨立運作,不能干預它們的調查工作,也要尊重它們的地位。
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末期的嚴重政治鬥爭,馬哈迪對國家最大的傷害,不在於壓倒政治對手,而是他破壞了國家建制,包括司法和警察的建制。
這種傷害,不能重覆。否則,一旦法制和法治失去重心,動搖了建制,就會讓權力成為出閘的猛獸;國家累積的民主成果將付諸東流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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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August 5, 2015

鄭丁賢‧群島伊斯蘭

2015-08-05 09:51

來到印尼,正好碰上印尼兩大穆斯林組織――Nahdlatul Ulama(宗教司聯合會),以及Muhammadiyah(穆罕默迪亞協會)分別在蘇拉威西島和東爪哇召開會員大會。
兩大組織非同小可,單單是會員人數,NU是5千萬(有新統計稱已突破8千萬),穆會是3千萬,影響力非同小可;前總統瓦希德,就曾經是NU的領導人,借助NU的力量,把他送進總統府。
從外界人角度,會以為兩大組織同時開會,宗教課題必然會被熱炒,不免又是一陣劍拔弩張。
我腦中浮起大馬的情境。每當帶有宗教色彩的組織和政黨召開大會,就是刀光劍影。
正好雅加達郵報(Jakarta Post)前總編輯布尤尼就在身邊,他也是出席這一次“日本――東盟媒體論壇”的成員。
我問他:“這樣的大會,會製造社會緊張嗎?”
布尤尼笑了笑,答說:“這裡是印尼,不是中東。”
我有點刻意的挑他:“印尼又如何,這裡不也發生過宗教衝突事件,甚至是恐怖襲擊?”
“這些我得承認,但是,這是一個2億5千萬人口的國家,難免有出現少數的極端分子,以及個別的暴力事件。但是,整體而言,印尼穆斯林是溫和及包容的,絕大部份穆斯林都反對偏激的宗教主張。”
我不讓他輕易說服,回應說:“過去確實如此,現在也還可以;但是,未來呢?以目前的全球趨勢來看,可能並不樂觀,就像是馬來西亞,過去不也是令人稱羡,如今情況愈來愈令人擔心!”
“但是,印尼也不是馬來西亞呀!”布尤尼還是堅持。
過後的幾天,我和布尤尼,以及幾位朋友,包括專門研究東南亞問題的新加坡拉惹勒南中心史柏斯汀教授,更加深入的談到印尼的伊斯蘭情況。
在這個近90%穆斯林的國家,伊斯蘭展現的面貌,超越一般人的想像。
同一天的雅加達郵報,顯著報道兩個組織的大會新聞。封面版是“NU矢志維護容忍與和平的伊斯蘭”;內頁則是訪問穆會主席,談穆會與現代化伊斯蘭。
NU是傳統宣教組織,已經有百年歷史。它推動“群島伊斯蘭”(NusantaraIslam)理念,主張本土化的伊斯蘭,而不是外來的“阿拉伯伊斯蘭”。
群島伊斯蘭認為,印尼有本身的悠久歷史和文化,包括伊斯蘭傳來之前的興都、佛教,以及原住民文明;群島伊斯蘭包容這些原素,尊重多元特質,而不是加以排斥。它反對非黑即白的刻板教義,而更加重視伊斯蘭的和平、公正的價值。
NU主席賽依德公開聲明,它捍衛印尼建國的5大原則,包括國家的世俗體制。
它反對建立伊斯蘭國,因為這違反了國家原則。“要以宗教建國,就是對國家團結的威脅。”
這個立場,不但獲得會員的接受,也是印尼穆斯林的主流想法。
而排名第二的穆罕默迪亞協會,雖然歷史和成員不如NU,但它的成員很多是知識分子、專業人士,以及政府官員。
它的活動不限於傳教,而更是關注公共事務,監督政府和公共政策的舞弊和缺失,以及投入社會慈善活動,建立學校、醫院、福利機構等等。
它的卸任主席丁三蘇汀發表工作報告時,強調他任內的一項主要活動是推動不同信仰的對話,並鼓勵來任者繼續這項任務。
我接受布尤尼的看法,在NU和穆會作為伊斯蘭思想主流的態勢下,印尼在可預見的一段時間,應該是和平和進步的。
這讓我想到大馬。即使是非穆斯林,也感受到阿拉伯伊斯蘭的影響,強烈反映在服裝、生活、思想,以及政策。
前首相阿都拉的時代,曾經推動現代化的哈達里伊斯蘭,結果無疾而終,之後再也沒有系統性本土和現代化的伊斯蘭論述。
也不能全然悲觀,從積極的角度想,或許,有一天印尼的群島伊斯蘭,也會漂海過來馬來西亞。
我們,不也在群島之中!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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