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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May 29, 2015

鄭丁賢‧裁員痛苦,但非絕境

幾天前,我坐在前往北京的班機上,前方坐著一位獨行的老先生,年齡80左右。
老先生行動有點不便,視力不佳,口齒有些含糊;一個人出門,不免讓人有點擔心。
幸好,飛機上的空姐注意到老先生,特別關注他的需要。老先生視力不佳,空姐幫他填入境表格;老先生愛喝威士忌,空姐來回為他斟了幾杯;老先生愛說話,空姐就站在他身旁,聽他講。
下機前,老先生還得到了空姐的手機號碼;簡直讓我羨慕。
等我80歲時,我還是要坐馬航。馬航空姐,等我哦!
我的意思是,如果是其它航空公司,一個普通的乘客,會得到這種關懷和服務嗎?
我不敢確定其它航空公司;但是,我相信馬航會。
因為每一次乘坐馬航,都會有這種體會。
到了北京出席論壇,晚餐時一位澳洲老外坐在身旁,雙方破冰,他說他是搭乘馬航來北京,因為他認為馬航最舒服,服務最好;可以的話,他出國都是以馬航為優先。
話匣子一開,我們聊到馬航;當然,離不開馬航的虧損和重組計劃,以及準備辭退6千名員工。
在大馬工業史上,這是一個驚人的裁員數字;在就業穩定,極少有大規模裁員的大馬,有如投下震撼彈。
想一想,現有每4個馬航員工,就有1人失去工作;而6千人,實際上是6千個家庭受到影響。
下星期一,馬航人就會知道他們是否在名單裡頭;這個時候,是等待、不安和不滿的日子。
我們只能表示關懷和鼓勵,特別是對那些認真工作,努力付出的馬航人;他們戴上代表國家的標誌,站在前線,為大馬爭取了很多的榮耀,正如那澳洲朋友之所言。
而今的命運,或許對他們並不公平。
馬航落到今天的窘境,是10幾年來的管理不當所導致,從馬哈迪時代植下的劣根,到今天結出惡果;而兩次震驚全球的空難,雪上加霜,又如何追究。
然而,再怎麼批評和譴責,都無濟於事。今天馬航重組,把重擔交給德國人慕勒,他是國際公認的航空公司拯救專家,於今而言,應該是最適當的人選;政府企業能交給外國專才主管,這也是破除傳統,致力改革的起步。
慕勒坦言,他接手馬航,並不是為了裁員而來,而是為了拯救馬航,而必須這麼做。今後的馬航,並不需要這麼多員工,也無法負擔這麼高的成本。
不管怎樣,馬航確是為這些員工提供了一個不錯的資遣計劃。以服務年資計,服務達10年者,每一年付予一個月薪金;超過10年者,每一年付予一個半月薪金。
對於單親和夫妻都在馬航工作者,另有優惠。
這項資遣計劃,條件相等於其它公司的自願離職計劃(VSS)或雙方同意離職計劃(MSS)。對於已經陷困的馬航,算是盡心盡力了。
被辭退的馬航員工,至少有一個過渡時期的儲備;他們可以在這期間,安心的尋找其它工作,或是自行創業。
失去工作是不幸的事,特別是中年待業更加困難。但是,世事無絕對,或許,這也是生命旅程的另一個開始,準備開創更豐盛的人生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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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May 24, 2015

鄭丁賢‧珊德拉的困局

船民激發的人道,人權爭議,讓我想起一個真實事件。
珊德拉,29歲,女性;被關在阿根廷首都――布宜諾斯艾利斯,罪名不詳。
民間的人權鬥士為她爭取自由,入稟法庭,指稱她被非法禁錮,為她申請人身保護令。
法官裁決,珊德拉享有人權,不應該被關閉,發出人身保護令,下令釋放珊德拉。
事件就是這樣,直截了當;很符合法律正義,也落實人道和自由的原則。
問題是:珊德拉是一個人猿(OrangUtan),她被關的地點是動物園,關她的是動物園管理局。
人類和人猿都是靈長類動物,基因相似度達98.4%;幾萬年前,或許還是一家人。
但是,不到2%的基因分別,足以造成很大的差別。
珊德拉被關,的確是被剝奪了自由;如果她的思考模式和人類一樣,那她也會嚮往鐵牢外的白雲藍天。
但是,她不是人類,所以我們不能確定她是這麼想地。
更糟的是,釋放她之後,她何去何從?
把她放回森林裡,她若非餓死,就是被其它動物噬掉。即使把她送到人猿保育區,擁有自由,也得到供養,然而,人猿學家說,人猿有不同的血統,就和人類不同種族一樣。如果把一個人猿放在不同血統的人猿群中,也是死路一條。
怎麼辦?乾脆送給人權鬥士,由他們撫養吧!
即使有人願意,那也是另一種非法禁錮,和關在動物園有甚麼差別?或許關在動物園還可以得到更專業的照顧。
在阿根廷當局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法之前,珊德拉還是留在動物園內。
x x x
人道和人權,並不是一般想像中那麼簡單,直截了當。
譬如,羅興亞,孟加拉船民的問題,如果能夠依照教科書,或是聯合國人權公約的樣板來處理,那世界上就沒有人道和人權問題了。
首先,國際社會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單位,國家有照顧人民的義務,而政府作為國家管理者,有義務維護人民權益。
但是,一些國家拒絕接受它的人民(如緬甸拒絕羅興亞人),或是國家資源匱乏,無法滿足人民基本需要(如孟加拉經濟移民),由此衍生出來的人道和人權問題,應該怎麼處理?由誰來負責?
緬甸政府不可能反省認錯,歡迎船民回家,從此善待他們;孟加拉政府也不可能短期內改善經濟,讓人民豐衣足食,不再離鄉背井。
(其實,我也有疑問,羅興亞人是否真的被逼得走投無路?孟加拉又是否糟到民不聊生?)
船民來到大馬門口,不收容他們,被指不人道;但是,收留他們,又是否經過大馬人的同意?若否,豈非侵犯了大馬人民的權利?
有人比喻得很妙,一個陌生人來到你家門口,你給他食物,那是人道;但是,你請他到家裡長住,對自己和家人就是不人道。
羅興亞和孟加拉船民當然不能一概而論。但是,孟加拉的經濟船民,假扮為羅興亞難民,這也是以人道和人權為幌子,把收留國當作凱子。
當年很多越南船民,流落海上,獲得大馬收留,安置在比東島;雖然行動被限制,日子不好過;但是,總算是保住了命,有吃有住。
住了數年,分批得到發達國家收留,離開大馬。後來回顧,很多船民對大馬沒有感激,只有厭惡痛恨和譴責,彷彿大馬造成他們的痛苦似的。這些故事,可以在許多船民的回憶錄中讀到。
我也同情船民的遭遇,但是,泛濫的同情心,以及人道人權理想主義,和真實的世界,以及現實中的人心,差別甚遠。
就像是對珊德拉的同情,或許也是一廂情願。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鐵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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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May 22, 2015

鄭丁賢‧2020宏願,過去式和進行式

大馬需要一個明確的路線圖,讓我們能夠在眾多紛紛擾擾之中,依然可以朝著正確的目標前進。
2020宏願曾經是我們的目標,那是1991年,當時的首相馬哈迪在第6個大馬計劃中提出來。
從1991年算起,如果大馬每年的經濟成長率可以達到7%,到了2020年,大馬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提高8倍,邁入先進國之林。
在先進國之外,大馬將塑造一個團結的“馬來西亞民族”,推動民主進步的體制,創建開明和包容的社會……。
我知道你會說,這是老套,提起2020宏願,或是任何宏願,很多人已經麻木,也不會相信了。
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,隨後的全球金融危機,使大馬脫離高成長的軌道;從烈火莫熄開始的政治對立,以及族群和宗教意識高漲,也撕裂了“馬來西亞民族”的面貌。
更何況,當年提出2020年宏願的前首相,今天已經是反對現任首相的旗手。
25年來發生的事,讓人噓唏,2020宏願哪經得起如此摧殘。
正當大家以為2020宏願已經是過去式,納吉在提呈第11個大馬計劃時,提出未來5年將是推動宏願的最後進程,似乎又把2020宏願作為一個現在進行式。
而今,只要大馬的成長率可以維持6%,5年後的2020年,我們的人均收入超過1萬5千美元,可以邁入先進國行列。
甚麼是先進國?其實有不同的定義。當年馬哈迪的目標,是GDP達到9千200億令吉就達標,而目前大馬的GDP已經有1.1兆令吉,看似已經超越,不過,這還得看以哪一年的幣值來計算。
而就世界銀行的標準,人均所得到達1萬2千276美元,就是高收入國家。
大馬已經很接近這個水平,不用等到2020年。
其實,數字只是一個參考,沒有絕對的準確性;是不是能夠在2020年成為先進國,不只是看經濟數字,而是要看這個國家的整體發展程度。
如果有一大部份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下,而國家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,那麼,即使GDP是高收入國水平,但是,這個國家不可能配得上“先進”之名。
如果這個國家有高成長的經濟,但是,國民凝聚力很低,種族和宗教衝突不斷發生,就如一些靠礦產暴發的非洲戰亂國家,我想,也不會有多少人喜歡留在這種“先進國”。
在經濟數字以外,大馬人其實渴望的是一個和諧、開明、進步的國家;人民團結,有共同的理念,生活有安全感,對未來有信心。
就像是1991年的2020宏願,我們都曾經有期待,有希望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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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May 20, 2015

鄭丁賢‧從“坦帕號"到船民困局

羅興亞船民浪潮,讓我想起當年的“坦帕號”(MV Tampa)事件。
2001年8月,一艘載滿400多名阿富汗人的船隻,在南印度洋公海,接近澳洲聖誕島的海域發生船難,隨時沉沒。
澳洲海上救援中心發現之後,通報所有在附近的船隻,就近救援;此時,一艘挪威貨輪“坦帕號”就在附近,主動承擔了營救任務,救起阿富汗船民。
阿富汗船民越洋而來,目的地就是澳洲,它在聖誕島附近“遇難”,等著被拯救上岸,也真是“巧合”。
“坦帕號”救人的行動,是基於國際規定,也是人道精神。它把船民救上貨輪後,自然準備送到最靠近的陸地,即是澳洲的聖誕島。
但是,澳洲政府知道阿富汗船民的用意,嚴厲拒絕“坦帕號”靠岸,不讓這些船民進入澳洲境內。
當時的首相霍華德相信,一旦允許這些阿富汗船民進入澳洲,等於告訴所有戰亂和貧窮地區的人民說:“澳洲歡迎你來!”此例一開,各國的船民將源源不絕的前來。
而澳洲各個民調也顯示,超過90%的澳洲人反對讓船民進入澳洲,人們認為,一旦允許他們登陸,再也無法把他們送走。
“坦帕號”的船長迫於無奈,只好改變航線,準備前往印尼。
就在貨輪要開往印尼時,船上的阿富汗人發現航線改變,群情憤怒,激動非常。他們要船長把貨輪開到澳洲,或是其它西方國家,否則將會有激烈的反抗行動。
“坦帕號”陷入兩難局面,它不能進入澳洲,也沒有其它國家允許它靠岸,而船上的阿富汗人隨時暴動。
英勇救人的“坦帕號”,變成了公海的流浪者,甚至是海上炸彈。
澳洲和印尼互相推諉責任,挪威則譴責澳洲,兩國交惡,事件還鬧上聯合國;許多國家批評澳洲罔顧人道和人權,諷刺的是,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基於“人道”和“人權”收留這些船民。
眼看事件無法和平落幕,貨輪船長Arne Rinnan心力交瘁之下,痛下決心,不顧澳洲的阻止,直闖澳洲。
澳洲派出軍艦攔截,最後軍隊登上貨輪,扣押所有船民,把他們集體送到太平洋上的瑙魯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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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坦帕號”事件之所以值得一提,因為它是船民困局的一個典型例子,也是後來處理船民事件的一個參照。
一、船民的無處可去,以及他們的安全,引發最敏感的人道爭議;二、船民不一定是難民,但是,他們以難民的面貌出現,難以鑑定和處理;三、一旦收留一批船民,接下來會有更多的船民到來;四、高舉“人道主義”容易,要貫徹人道行動卻很困難;澳洲是最重視人權和人道的國家之一;但是,一旦國家利益和人道主義出現矛盾,它也要傾向前者。
羅興亞船民在我國岸外,大馬政府同樣面對國家利益和道德困境的難題。
政府的任何決定,影響的不只是目前幾艘船,幾百個羅興亞人的命運,而是以後數萬,十數萬羅興亞人的決定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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