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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September 27, 2015

鄭丁賢‧紙牌屋的政治

《紙牌屋》(House of Cards)是近年風靡全球的一部美國連續劇;敘述一個美國政治人物安德伍德(Francis Underwood),如何透過政治手段,不斷剷除對手,一路往上爬的故事。
劇集播了3季(3年),收視依然長紅,口碑高居不下;被譽為歷來最受歡迎,也拍得最好的政治類戲劇。
其實,這種類型的電視劇並不新鮮,從早年英國BBC的《是的,部長》(Yes,Minister》、《是的,首相》(Yes,PrimeMinister》,走詼諧諷刺風格;到美國的《白宮風雲》(The West Wing)走的是模擬寫實路線,都讓人看得過癮。
然而,《紙牌屋》似乎更上層樓。它用虛擬的超寫實手法,把政治世界建構成為一個權術的網絡,裡頭的主角們,被刻劃為政治野獸,擁有高度的觸覺,饑餓的胃口,敏銳的行動,以及狠辣的手段。
然而,表面上,每一個台面上的人物卻都是冠冕堂皇,彬彬有禮,動輒民主人權,高談美國夢。而且,大部份的爾虞我詐,蒙騙和陷害,都是假借國家和人民的名義進行;這些做法,遊走在制度的灰色地帶,法律的邊緣,借公義之名而行利己之實。
在這個過程中,安德伍德在他的妻子配合下(他和妻子也是互相利用),從一個眾議員開始,利用黨派矛盾,結合不同勢力,得而晉身副總統;爾後,他製造課題,引發民眾不滿,陷總統於不義,自己登上總統大位。
播完了3季,觀眾引頸期待的是,下一季的故事,他能否連任總統,還是紙牌屋倒塌,崩潰瓦解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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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情節豐富,引人入勝之外,到底《紙牌屋》刻劃的政治圈和政治人物,有多少的真實性?又提供人們甚麼思考?
我說的“真實性”,不是指情節的真實或否。故事情節當然是虛構的,但是,故事中突顯的政治虛偽本質,為了權力和利益,可以不計一切的勾心斗角,互相利用或相互陷害,這些是否跨越政黨和國界的統御權術?
用“紙牌屋”來形容政治,有它獨特的道理。
政治的過程,不就是你打你的牌,我打我的牌,經過連串的衝突和整合,而搭建一個架構,形成一個紙牌屋嗎?
美國人的制度底下,有本身的出牌方式。連狂傲粗暴的特朗普,也可以打出“恢復美國的偉大”這張牌,吸引了很多虛榮的美國的支持。
來到大馬,我們的政黨和政治人物,更是一再搭建各自的紙牌屋,這些紙牌屋的虛假和虛弱程度,更勝外國。
過去一個月來,人民看到各種紙牌亂飛,有者打出社會正義的紙牌,有者打出民族尊嚴的紙牌。
紙牌的背後,空空洞洞,沒有內涵,沒有基礎,只有各自的目的和計算。
問題是,很多人民只是看表象,相信口號,隨之起舞和起哄,而不試圖瞭解紙牌後的議程。
如果要找出《紙牌屋》在娛樂之外的價值,我覺得並不是去接受它描繪的黑暗政治文化,而是提醒人們,不要迷信表象政治,對政黨和政治人物要用懷疑的眼光看待,對他們冠冕堂皇的政治言論也要省思和檢視;否則,就要成為他們利用的棋子。
而靠紙牌屋生存的政黨和政治人物,不能長久;否則,他們製造的矛盾會導致社會分裂,國家空洞而衰落。
至於安德伍德的下場,相信編劇不會讓他一直風光下去;紙牌屋有模有樣,但是,它畢竟是紙牌堆砌的,經不起考驗,時候到了,就會塌下;來年新一季,我們看吧!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鐵‧作者:鄭丁賢‧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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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丁賢‧何時才要(能)超越安華?


新的政治聯盟成立,還未粉墨登場,就宣佈共主,如果第14屆大選拿下政權,安華就是內定首相。
我愣住了,安華依布拉欣――他的政治生命是結束了?還是準備開始?
問一問年輕小朋友:“你們知道安華嗎?”
恐怕答案會是:“好像有聽過耶!”
我的意思是,這個希望聯盟的希望,到底是在未來?還是過去?
提起安華,讓我想到和他同一個時期的風雲人物,美國前副總統戈爾(AlGore)。
安華和戈爾只差一歲,兩人都在1993年當上副首相/副總統,兩人都是上世紀末的才俊,兩人也有很好交情;更相似的是,兩人都只差一點就當上首相/總統。
安華在老馬年代,曾經代任首相,也已經準備接班;如果不是1998年突如其來的一場金融風暴,導致權力和利益分配衝突,安華早已是大馬第5任首相。
戈爾擔任了兩屆克林頓的副總統,2000年時,風光競選總統大位。選前一致受到看好,到了開票時候,他的總選票還超過小布什。
但是,最終他以微差輸掉了選舉人票,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接近總統位子的落選人。
講了這麼多安華和戈爾的相似處,以及同病相憐,重點其實是他們的不同之處。
戈爾輸了總統選舉,很快的退出政治舞台,轉換跑道,先是回到法律專業,以後全力投入環保運動,還拍了一部獲得奧斯卡獎的環保紀錄片。
民主黨後來的大選,也沒有再徵召戈爾參選。少了戈爾,民主黨沒有衰落,繼續後浪推前浪,後來的奧巴馬,成功擊敗共和黨,入主白宮。
美國政壇是由制度主導,不由得個人來操控;沒有人不能夠被取代,即是才華洋溢的戈爾,只要到站了,就得讓賢,由其他人來帶領。
如此政黨才能新陳代謝,政治才有動力,國家的進步也不會停滯。
而在大馬,90年代的安華領一時之風騷,到了2018年,還是期待安華;間中需要時,就由家人到台前串場一番。
這樣的政黨,是人治壓倒一切,制度被放在一邊;不進則退,理所當然。
新聯盟劃地自限,其實沒有必要。
中學生都可以告訴你,一個政黨不是為了某個人而存在,更何況,是一個半退休人士。
這不是否定安華,畢竟,必須承認的是,在歷史的某一個階段,安華的確扮演了他的角色;從烈火莫熄,成立公正黨,以至主導民聯。
然而,到了後期,他的政治動力已經消失,沒有了新的視野和創見,少有政策主張,也無力挽救民聯於瓦解;幾年來,只見他汲汲經營黨內權力,覬覦雪州大臣位子。他發動的加影行動,是推倒民聯的那台神手。
2018年大選,希望聯盟是否會勝選執政,不能斷定,但是,不思進步,內定首相又有甚麼意義?
即使是國陣,我想,來屆大選的領頭羊,也未必是納吉;世事無常,何況是翻天覆地的大馬政壇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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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September 23, 2015

鄭丁賢‧承認統考和統考情意結

砂拉越州政府宣佈承認統考,教育的平等原則,在犀鳥之鄉得到進一步實踐;這對多元教育的發展,是一個很好的起步。
實際影響和成效,暫時還不能確定;但是,精神上和體制上,這是一項突破,儘管只是在砂州。
統考,對華人而言,不只是一項普通考試,它的影響,也不只是教育層面。它往往超出教育的原有範圍,涵蓋更大的意義。
統考其實就是華文教育生存發展的縮影,也象徵華人社會在大馬篳路藍縷的過程;你愛這個國家,為它付出這麼多,為的是甚麼?
簡單而言,就是一種認可。
華社對統考有一種情意結;它代表華社數十年來的一種奮鬥進取,就是因為這種民間自發的努力和成績,沒有受到官方的認可,乃至刻意的排斥,而成為共同的怨屈。
實際上,人們對統考瞭解不多,真正考過統考者也是少數;但是,統考情意結的發酵,它彷彿是華人社會心理的集體承擔。
特別是統考不受本國政府承認,卻在國外廣泛受承認,從而引發華社的政治投射,認為本身的努力在世界各地受到認可,但是,在本國卻受忽視,乃至被打壓。
所以說,承認統考所帶來的實際好處,或許有限,因為考生不多,考者也未必要申請本國大學,其中更少有興趣成為公務員。
但是,承認統考,實際上是認可華文教育,以及華教對國家的建設;廣義來看,也是認可華人在大馬的地位。
然而,國陣政府的強勢和盲點,忽視華社的這種需要,導致華社和國陣漸行漸遠。從政府對統考的政策,注定雙方的差距。
倒是砂州政府,特別是阿迪南,突破了這個障礙。
當然,有鄉願者酸溜的說,這還不是為了政治(選舉)目的。
這又有甚麼關係!只要是符合人民意願,契合社會公義,即使是為了選舉而做,也是光明正大。
更何況,這也是民主政治的良性運作,就是因為有選舉,政黨和政治人物才會做一些應該做,但平常不會去做,或是遲遲不做的事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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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September 20, 2015

鄭丁賢‧尊嚴往哪兒找?

先說一個寓言。
小牛對母牛說:“媽咪,你每天站在這裡讓人擠奶,實在太沒尊嚴了。”
母牛:“孩子啊,我在這兒,如果擠不出奶,那才是沒有尊嚴啊!”
哈哈,尊嚴這個東西,在這個星期炒得火熱。
有一個大集會,出發點說是為了民族尊嚴;為了失去尊嚴,發動萬人上街頭尋找。
問題是,尊嚴,能夠在街頭上找得到,或是找回來嗎?你以為別人奪走了,其實它是掌握在自己手裡,就看你如何去發掘。
就好像在小牛眼中,母牛的尊嚴被人侵犯了;但是,對母牛而言,尊嚴其實是通過努力和付出,而賦予自己一種意義。
不管是829或916,集會本身都不是核心議題,而是集會的意義。
我說過,829淨選盟集會的出發點是合理的;但是,它的議程被政黨騎劫了,而偏離了公民運動的真義。
至於916大集會,尊嚴是一個幌子,也被過度渲染;其實,它主要還是政黨的策略,用以滿足它的政治需要。
829踩踏納吉和哈迪的肖像,實在要不得;踩踏者的幼稚舉動,應該負起責任;主辦單位的疏忽,也不能撇掉責任;其它各種不文明的挑釁做法,同樣不能被姑息。
但是,這些錯誤的行為,必須以法律責任來追究,而不是以尊嚴問題來反擊。
916一些集會者的行為,使用的文字和標語,是在霸凌其他馬來西亞人,而不是捍衛本身的尊嚴。正如前部長拉菲達所說,這種做法是在侮辱所有馬來西亞人。
換句話說,尊嚴找不回來,反而丟失了更多。
尊嚴其實是一種倫理,它是被他人和社會尊重的一種需要,也反映生命的部份價值;然而,一旦尊嚴問題被濫用,淪為政治工具,那不但製造矛盾和衝突,也讓尊嚴失去原有的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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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個時候,煙霾來襲。
印尼政府的處理方式,也擺脫不了尊嚴問題。
當大馬和新加坡政府建議協助撲滅蘇門答臘和加里曼丹的林火,印尼政府的回應是:“不需要外國人幫忙,我們可以自己處理。”
我想,鄰國要協助滅火,是出自一種自救救人的需要,基本也是善意,畢竟印尼廖內人和加里曼丹人遭遇更淒慘,煙霾指數破千點,面對逃亡和死亡的地步了。
而印尼本身是否能夠滅火,這也不需要辯論了。
鄰國協助救災,肯定不會趁機盜取機密,也不是損害印尼的國家利益。
到底是空洞的尊嚴比較重要,還是人民的健康,區域關係和國際道義更加重要?
惟一可以解釋原因就是,印尼政府愛面子的程度,多過於愛護國民健康的程度。
在此之前,印尼副總統說,印尼給了大馬和新加坡11個月好天氣,而這一個月的煙霾算得了甚麼?
或者說,煙霾一半是因為大馬和新加坡種植公司燒芭所造成,馬新要負連帶責任。
很簡單啊,誰非法燒芭,就控告企業負責人,再撤銷種植執照,不管他們是哪國人。
就好比印尼吊死澳洲和巴西的販賣者,不是義正辭嚴,嚴刑處置嗎!
說白了,用面子,或是尊嚴,矇住自己的眼睛,試圖掩飾本身的無能,這才是真正的問題。
尊嚴啊尊嚴,必須自我面對,自己掌握,往內心裡去找,而不是上街去找,也不是被煙霾隱蔽了。
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鐵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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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September 18, 2015

鄭丁賢‧議會政治?街頭政治?

從829的黃衣集會,到916的紅衣集會,我發覺兩方的立場和訴求雖然南轅北轍,但是,彼此卻有一個共同點。
雙方都在比人數。
你說你有25萬人,他說他有30萬人。你說你的集會擠爆廣場,他說他的集會擠爆草場。
為甚麼要比人數?
雙方的共同意識,都認為人數代表力量,人數可以讓對方屈服;而人數,必須通過上街來顯現。
政治學上,這是一種群眾動員,說白話文,這就是街頭政治。
當一個社會的內部矛盾,無法通過即有的制度和秩序來化解,它就會通過群眾動員,試圖用很簡單的人頭方式,來壓倒對方。
18世紀末,法國處於變革的瓶頸。當時的帝王制度,已經不能解決社會階層分化,經濟貧富懸殊,權力過度傾斜的問題。
雖然當時的法國已經有國民議會,但是,是否開會,取決於國王的意願,議會也被特權階級所控制。
當人民不滿王權,又對議會失去信心之後,巴黎人民湧上街頭,攻佔巴士底監獄,開啟了法國大革命。
往後的10年,法國進入恐怖年代,先是廢掉王權,然後是貴族內鬨,然後是組織平民上街奪權。
各方都以民主為名,行奪權之實。先是革命派砍掉國王路易十六的人頭,以後不同的革命派――雅各賓派、吉侖特派、山岳派的領袖,用暴民之力推翻對方,然後用斷頭台砍掉對方的人頭。
法國街頭有不間斷的示威鬥爭,斷頭台的大刀起起落落,不知如何停止。
在一個已經失序和失控的社會,人們沒有其它選擇,必須無止境的對抗惡斗,摧毀對方,或是被對方搗毀。
同一個時候,英吉利海峽對岸的大英帝國,卻默默的開啟人類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工程。
工業革命的到來,以及民權意識的醒覺,促使國王下放權力,讓平民享有財產權,以及投票權;同時,原本由貴族獨攬的政黨,也開放予平民加入,轉型成為民主政黨。
人民擁有選舉權和被選權,選出合法的政治權力,然後通過議會制定平等法律,參與政治和監督政府。
英國人經歷了平靜革命,沒有大規模的群眾動員,不搞恐怖政治,不砍人頭,國王和貴族繼續存在,和平民百姓分享權力。
英國社會難免出現矛盾和爭執,但是,人民可以通過選舉來分配權力,通過議會的辯論,來達致妥協,形成共識。
英國議會政治的成功,在於它繞開了街頭的對抗,而以議會為平台,讓不同的理念、利益、乃至尊嚴,通過對話和溝通,達致妥協。
回顧這一段民主啟蒙的歷史,或許可以讓頭腦發燒,情緒高亢,以為可以通過示威集會,街頭政治來解決問題的大馬人,作為參考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文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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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September 16, 2015

鄭丁賢‧別上火,來喝點涼茶

我其實還搞不清楚916是甚麼目的集會?是由誰主辦?要穿甚麼顏色的衣服?走武吉免登路,還是敦拉薩路?
不是嗎?原本是馬來人尊嚴集會,轉了幾轉,有一說成了人民團結集會;原本是一個自稱“非政府組織聯盟”主辦,如今說Pesaka(馬來武術聯合會)才是主辦者;原本是一位叫嘉馬尤諾斯的先生擔任召集人,現在是莫哈末阿里做主角。
原本是穿紅衣,後來說甚麼衣都行,除了黃衣;原本是馬來人集會,之後說歡迎其他種族參加。(真的歡迎嗎?誰要去試?)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疑問。連巫青團長凱里都糊塗了,他說,916集會每天都在變,他也必須研究研究。
譬如說,馬來武術聯合會,這可是一個體育組織,是在體育項目下註冊為社團,還得到青體部的撥款,目的是推廣馬來武術。
如果它要主辦集會,應該是一場武術表演會,顯示馬來武術的精深博大,以及精神內涵;這個場面,如果像是徐克拍的《黃飛鴻》,海邊夕陽下,數百人排出陣勢,一拳一腳,渾身是勁,整齊劃一,背景奏起《男兒當自強》歌曲;那是多麼振奮人心,感動大家,對馬來武術刮目相看。
但是,體育組織來搞一個政治集會,就難免牛頭不對馬嘴,叫李宗偉不拿羽球拍,去當哪個政黨的總會長,行嗎?
況且,這種天氣,老天,真是街頭運動的壞日子,要做街頭鬥士,也要顧好自己的身體;雖然健康是自己的;但是,公共保健是國家的,一旦中了霾害,國家衛生支出也是阿公的啊!
政府領袖們拋下一句Agree to disagree,然後集體飛去沙巴亞庇慶祝馬來西亞日了,亞庇沒有煙霾,也沒有集會大遊行;不過,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,大家也沒有這種心情。
如果說有集會示威的必要,目標也要明確和應時。集會者要從敦拉薩路遊行,大路邊正好是煙霾生產國的大使館;如果要施加壓力,保護國民健康和生產力,應該是對外,而不是對內,畢竟所有大馬人都是受害者。
瑪麗亞陳領導的Bersih2.0也可以加入行列,此刻,人民需要的是Bersih空氣啊!
這種天氣,腦袋容易想偏,胃脾容易上火,行動容易出錯,還是靜下心來,多喝點涼茶,冷卻下來。
過了今天,過了9月,煙霾會過去,大馬人的日子,也還要過下去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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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September 13, 2015

鄭丁賢‧10件新加坡大選告訴你的事

新加坡大選,執政黨得到近70%的選票,回到了30年前老李權傾一時的盛況;問題是,兩線制和改朝換代在全球潮流滾滾,一江春水向東流,而新加坡的潮流,怎麼會是往西流?
以下10個觀察,在於提供解讀;或許,它們也傳達新加坡大選之外的事。
1.網絡,還是虛擬世界競選期間,甚至追溯到更早時候,網絡上已經掀起熱潮;尤其是批判執政黨,為反對黨造勢的網絡內容,從反對黨的網站,異議部落客,乃至面子書等等,蔚為主流。
網絡世界裡,執政黨已經眾叛親離,成為弱勢,苦苦撐住搖搖欲墜的政權;反對黨則是兵強馬壯,長驅直入,不僅是奪下更多席位,甚至有望拿下政權。
票開出來,反對黨兵敗如山倒;這才是真實的世界。網絡,仍然虛擬。
2.沉默者,依然是多數競選期間,反對黨的群眾大會人山人海,人潮湧湧而來,擠爆地鐵和體育場;許多民眾在大會上的激情,還比候選人更加投入。
萬頭攢動的場面,創下新加坡紀錄,這也製造了印象,以為反對黨的支持,也超過以往。
結果,這畢竟是假象;出席群眾大會的,未必都投票給反對黨,加上保持沉默的,這些才是真正的多數。
3.沒有壞,不必換掉西方人說,If it ain't broke,don't fix it。如果東西還好好的,能夠繼續使用,干嘛要去修補,或是丟掉?
這是新加坡多數人的態度。對他們而言,人民行動黨即使有不足之處,還是不錯的;李顯龍左看右看,還是可以信賴的。
如果一時興起,換了新的之後,才發現不能用,那怎麼辦?
4.懷舊,是好味道李光耀逝世,以及新加坡建國50週年,是新加坡人這半年來朝夕相對的兩件事,想逃也逃不掉。在政府的精心策劃之下,鋪天蓋地的宣傳,成為愛國和愛黨的最佳機會教育,也是公民教育。
人民感受到老李和人民行動黨的恩惠,心有戚戚,這種人情,不能不還啊!
5.興啊,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人再有不滿和埋怨,內心還是有優越感的,特別是在大馬人(聯邦人)和中國人面前。
有了這兩個比較對象,新加坡人會覺得幸運又幸福,興啊!
雖然引起馬中人民反感(但也有叫好附和者),怎麼說,林瑞生只不過說出了新加坡人的心聲;他們也知道,造成新馬中之不同,關鍵還是不同的政府啊!
6.印象,比表現更重要這次大選,最引起關注的是民主黨的徐順全,比起工人黨,他更有反抗精神。
但是,徐順全知道,新加坡多數人不能接受他過去強悍和叛逆的街頭鬥士做法;因此,他溫和下來,表現好男人,好公民的個性,還提出公共政策建議,顯示他是最有素質的反對黨人。
但是,執政黨譏諷他說,這個人過去那個樣子,那些做法,要改也改不了。
徐順全慘敗,他的改變,並未改變別人對他的看法。原來,印象更加重要。
7.分裂和分散,永遠成為弱勢新加坡反對黨的資源這麼有限,卻出現了7、8個反對黨。3個和尚都沒水喝了,何況一群和尚要搶一小口井的水。
反對黨分散和分裂,瓜分了資源和人才,無法茁壯成長,因此,除了工人黨之外,其它淪為玩票和業餘,選後就面對泡沫化。
而執政黨,只有一個,所以一直都那麼強大。
8.心理上,新加坡依然是小紅點本區域籠罩的經濟衰退陰影,強國在區域的競爭,伊斯蘭國的威脅,在在使到新加坡人缺乏安全感;心理上,新加坡人認為自己只是小紅點,必須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,才能在複雜和競爭的大環境中生存和發展,人民行動黨提供了這項庇護。
9.政府是能夠改變的反對黨提出了許多問題,從屋價、交通、外來人口等等,都是老問題,早在之前的大選就炒過了。
憑心而論,這幾年新加坡政府有努力改善這些問題,包括讓產業價格降溫,提供建國一代福利,擴大地鐵路線和載客量。
政府有改變,人民看在眼裡,火氣也消了不少。
10.進步和變革,才能常勝之道無疑的,新加坡政府繼續經濟建設之外,政治上也開放了許多;而且,從以往高高在上的姿態,走到凡間,接觸人民,解決民生問題;這是它的變革,也是進步,讓它得到人民的信任。(星洲日報 /星期天拿鐵‧作者:鄭丁賢‧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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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September 11, 2015

鄭丁賢‧一個老大和兩個老二

巫統最高理事會演了一出“家和萬事興”,沒有討論慕尤丁和友人的前途地位,更沒有所謂的開除行動,堪稱圓滿落幕。
但是,會前會後,我注意到慕尤丁木無表情,沒有笑容;記者會上,他雖然坐在納吉旁邊,但身體傾向另一側,似乎要保持距離;連納吉要和他握手的瞬間,他的反應也有點不知所措,兩人後來只是手指輕觸。
這明顯有違馬來政治皮影戲(Wayang Kulit)的一貫要求;一般馬來政治舞台,不管雙方斗得多凶,表面上都要一團和氣;幕後再鬧,台前也得笑。
比較起來,納吉表情輕鬆多了。
他有輕鬆的理由。這是內閣重組之後的第一次最高理事會會議,他必須借助這次會議,讓巫統表態支持他,以及他的決策。
一切如他所願。會議中,他撤換副首相的決定沒有遭到反彈;他對1MDB和政治獻金的解釋,也獲得接受和支持。
如此態勢之下,納吉已經不需要對“慕派7人幫”採取激烈的行動。否則,如果開除他們的黨籍,只會弄巧成拙,製造對弱者的同情,遭到黨內反彈。
至於慕尤丁,固然保住署理主席位子,但是,形勢對他不利,未來的路很難走。
已經結束的巫統區部大會,191個區部之中,支持他的寥寥無幾;要借基層力量反擊納吉,已經難以寄望;除非日後再有重大突發事件。
然而,儘管巫統要維持“家和萬事興”的局面,但是,依然免不了今後兩年的吊詭現象。
傳統上,巫統黨內只有一個老大(主席),一個老二(署理主席);同樣兩人,分別出任政府的老大(首相)和老二(副首相)。
如今,這個結構產生了變化,一個老大底下,出現兩個老二,分別是慕尤丁和阿末扎希,前者是黨的老二,後者是政府老二。
巫統長期執政以來,黨和政府密不可分,幾乎是一對孿體兄弟,黨的領導就是政府領導;如今,黨和政有各自的老二,權力結構更加複雜,權力的競爭必然更加劇烈。
在納吉大權在握的情況下,這個局面還可以勉強維持下去。問題是,後納吉時代,恐怕就要產生疑問。
納吉能堅持多久,是一個問號;他會否領導巫統和國陣競選14屆大選,是未知數。這使到黨老二和政老二的地位更加敏感和微妙。
黨選延遲18個月,這個局面就要持續到2018年。在沒有選舉的情況下,萬一黨主席去職,就是署理主席補上,擔任主席;而主席就是當然的首相。
如果按照巫統傳統,由署理主席接任主席,那麼,萬一納吉離職的話,豈非由慕尤丁冷手撿到熱煎堆,升上首相?
到時,副首相阿末扎希就失去了先機;而以他目前在政府和黨內的強勢地位,實權在握,又怎會甘於屈就。
當然,這是還未發生的局面,不過,結構問題不解決,就可能產生日後的難題。巫統最高理事會的決定,解決了眼前的危機,卻為未來埋下伏筆。
不管怎樣,兩個老二互相制衡,對老大而言,或也是賞心樂事吧!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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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September 9, 2015

鄭丁賢‧雅加達天空藍

幾個星期前,我在雅加達,天氣晴朗,天空一片藍。
我問了雅加達的朋友,他們說,雅加達的天空,全年都是如此,除了陰天和雨天。
“這裡沒有煙霾嗎?”
“煙霾是甚麼東西?”
我費了一番工夫,才說明煙霾是甚麼東東,也讓他們瞭解那是印尼每年第三季度的主要出口產品,免費供應給馬新鄰居。
不能怪他們少了這項常識。在土地已經充分開發的西爪哇,特別是雅加達地區,沒有放火燒芭的情況,也不會有煙霾的問題。
至於燒芭嚴重的地方,那是在西北方的蘇門答臘島,季候風向北和東北方向吹去,吹向新加坡和馬來西亞。
所以,雅加達的高官和決策者,肯定看不到煙霾,也不會把煙霾吸進肺裡。雅加達的人民,也不會向政府施壓,要求解決煙霾問題。
離開雅加達之前,媒體代表團有個行程,前往副總統府拜訪尤索夫卡拉,一位印尼老練的政治人物。此公在前總統蘇西洛的第一屆任期,和現總統佐科維任內,都擔任副總統。
我們就在大堂見面,尤索夫迎面走來,顯得隨和。眾人問了他許多區域的政治和經濟問題,他也很樂意回答,雖然答案相當一般。
我沒有錯過機會,問了一個自認為合時宜,也沒有刁難之意的問題。
“Pak Jusuf,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鄭。這兩年,印尼和大馬的關係不斷改善,這是令人高興的現象。不過,在煙霾方面,情況似乎依舊,貴國政府有沒有更加積極的措施,來緩解這個常年的問題?”
接下來,Pak Jusuf的答覆,讓我愕然!
“印尼每年給你們11個月的良好空氣,而只有一個月的煙霾,為甚麼你們還要那麼介意,老是把矛頭指向印尼……”
我真的有點愣了,他的答案完全出乎意料,聽起來並不客氣,也絕對不是開玩笑。
作為客人,我不想頂撞副總統,冷靜回應道:“Pak,我只是想知道,印尼政府是否有採取甚麼措施,來改善情況,而大馬方面又可以如何配合?”
他也緩和下來,說了一些如何合作撲滅林火的應酬話。
離開副總統府後,我心裡有很多的疑問。
或許我得罪了這位副總統,問了他不喜歡的問題,或是他難以回答的問題。
按照他的邏輯,大馬人,加上新加坡人,應該感謝印尼提供我們11個月的好空氣,然後默默承受一個月的煙霾。
我無法說服自己接受這個答案。
當然,我不會因為Pak Jusuf這樣一個答案,而否定他,也不會解讀這就是印尼政府的立場。
但是,如果印尼政府領導人認為鄰居的好空氣是它施捨的,壞空氣不能歸咎於它,那麼,這個政府大概也沒有很大的誠意來解決煙霾問題。
或許,只看到雅加達藍天的高官,又怎知蘇島和鄰國受困於煙霾的心情?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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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uesday, September 8, 2015

鄭丁賢‧0比10失敗下的思維


我讀過一份資料,每一次巴西隊在世界杯決賽圈出局,總會有人從高樓上跳下;以至,因為足球而自殺的巴西人,比巴西隊進球的數目還多。
它在去年的世界杯,曾以1比7輸給德國,創下最悲慘的紀錄。雖然沒有統計自殺人數,但是舉國悲痛,被形容是國殤。
幸好我們不是巴西人。
大馬隊在世界杯入選賽,輸給阿聯酋0比10;之前,還輸給巴勒斯坦0比6。這僅僅是亞洲區A組入選賽,和決賽圈還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。
因為我們不是巴西人,當然不會有人自殺;到目前為止,最大的反應,就是教練多拉宣佈辭職。其它相關者,特別是大馬足總群雄,依然不動如山。
我觀察四周,沒有人有悲傷的感覺,只是一些人覺得有點難過,一些人覺得恥辱,多數人則視之為笑話;也有人感慨認為:這個國家的災難還不夠多嗎,又多了一個!
在政治和經濟低氣壓籠罩之下,國人多了一個感嘆,問說,這個國家怎麼了?
我不是足球迷,也不想加入群眾痛批國足老虎隊;但是,眼看一支在70年代勇如猛虎的國足隊,如今成為柔弱如吉蒂的貓咪隊,背後是否有足球以外的含義?
廣義來說,運動項目其實是綜合國力的一部份。世界所有的發達國家,尤其是朝氣蓬勃國家,沒有一個是運動不行的,美國、中國、德國、澳洲、日本……,只要是在進步的主流,各方面的發展應該是均衡的。
這不是人種問題。上帝很公平,不同人種的身體結構會有所不同;但是,大致上都能夠取長補短,或是適合於某種運動項目。
特別是足球,它需要速度、靈巧、耐力、體力,沒有一個人種具備所有優勢,而必須透過後天的學習和訓練才能獲得;此外,足球作為一個團隊項目,它也需要依靠領導、組織、制度,以及團隊意識,才能掌握優勢。
看今天的國家足球隊,導致它排名世界第169名次,也源自這些結構性的問題。
領導――作為最高領導層的大馬足總,幾十年來都是由權貴階級控制,沒有專業背景,缺乏遠見,思維僵化,不接受監督和批評;更糟的是,沒有競爭(誰敢去競選?)。
如此長期佔著位子,怎可能帶動足球運動發展?
制度――歐洲和南美洲隊伍,從兒童和少年開始,就有完整的培養制度,學校和球會都有甄選和訓練的規劃,球會的競爭,民間的支持,政府的獎勵,建構健全的制度。
而大馬的情況,根據國家體育專員,也是專業運動員出身的再頓奧斯曼說,我們的制度,可能落伍了20年。
組織――很多國家的聯賽,是推動足球進步的動力。大馬的聯賽,常年出現不同支持陣營的叫囂挑釁,甚至爆發衝突,然而,對足球運動的發展,幫助在哪兒?
團隊――把不同的人才,集合在一起,才能發揮優勢。但是,大馬各州足球領導的惡斗,分裂了國家隊。這一次的慘敗,部份原因就是柔佛州代表退出國家隊,造成出戰隊伍必須東拉西湊組成。
主帥多拉固然必須辭職負責,但是,他並不是國足失敗的主要原因,而更像是代罪羔羊。
要重振老虎雄風,必須從領導和制度等方面著手。
放大來看,要改變今天大馬的政治和經濟宭境,又何嘗不是如此?
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鐵‧文:鄭丁賢‧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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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September 6, 2015

鄭丁賢‧0比10失敗下的思維


我讀過一份資料,每一次巴西隊在世界杯決賽圈出局,總會有人從高樓上跳下;以至,因為足球而自殺的巴西人,比巴西隊進球的數目還多。
它在去年的世界杯,曾以1比7輸給德國,創下最悲慘的紀錄。雖然沒有統計自殺人數,但是舉國悲痛,被形容是國殤。
幸好我們不是巴西人。
大馬隊在世界杯入選賽,輸給阿聯酋0比10;之前,還輸給巴勒斯坦0比6。這僅僅是亞洲區A組入選賽,和決賽圈還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。
因為我們不是巴西人,當然不會有人自殺;到目前為止,最大的反應,就是教練多拉宣佈辭職。其它相關者,特別是大馬足總群雄,依然不動如山。
我觀察四周,沒有人有悲傷的感覺,只是一些人覺得有點難過,一些人覺得恥辱,多數人則視之為笑話;也有人感慨認為:這個國家的災難還不夠多嗎,又多了一個!
在政治和經濟低氣壓籠罩之下,國人多了一個感嘆,問說,這個國家怎麼了?
我不是足球迷,也不想加入群眾痛批國足老虎隊;但是,眼看一支在70年代勇如猛虎的國足隊,如今成為柔弱如吉蒂的貓咪隊,背後是否有足球以外的含義?
廣義來說,運動項目其實是綜合國力的一部份。世界所有的發達國家,尤其是朝氣蓬勃國家,沒有一個是運動不行的,美國、中國、德國、澳洲、日本……,只要是在進步的主流,各方面的發展應該是均衡的。
這不是人種問題。上帝很公平,不同人種的身體結構會有所不同;但是,大致上都能夠取長補短,或是適合於某種運動項目。
特別是足球,它需要速度、靈巧、耐力、體力,沒有一個人種具備所有優勢,而必須透過後天的學習和訓練才能獲得;此外,足球作為一個團隊項目,它也需要依靠領導、組織、制度,以及團隊意識,才能掌握優勢。
看今天的國家足球隊,導致它排名世界第169名次,也源自這些結構性的問題。
領導――作為最高領導層的大馬足總,幾十年來都是由權貴階級控制,沒有專業背景,缺乏遠見,思維僵化,不接受監督和批評;更糟的是,沒有競爭(誰敢去競選?)。
如此長期佔著位子,怎可能帶動足球運動發展?
制度――歐洲和南美洲隊伍,從兒童和少年開始,就有完整的培養制度,學校和球會都有甄選和訓練的規劃,球會的競爭,民間的支持,政府的獎勵,建構健全的制度。
而大馬的情況,根據國家體育專員,也是專業運動員出身的再頓奧斯曼說,我們的制度,可能落伍了20年。
組織――很多國家的聯賽,是推動足球進步的動力。大馬的聯賽,常年出現不同支持陣營的叫囂挑釁,甚至爆發衝突,然而,對足球運動的發展,幫助在哪兒?
團隊――把不同的人才,集合在一起,才能發揮優勢。但是,大馬各州足球領導的惡斗,分裂了國家隊。這一次的慘敗,部份原因就是柔佛州代表退出國家隊,造成出戰隊伍必須東拉西湊組成。
主帥多拉固然必須辭職負責,但是,他並不是國足失敗的主要原因,而更像是代罪羔羊。
要重振老虎雄風,必須從領導和制度等方面著手。
放大來看,要改變今天大馬的政治和經濟宭境,又何嘗不是如此?
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鐵‧文:鄭丁賢‧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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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September 4, 2015

鄭丁賢‧紀念戰爭的方式

世界第二次大戰在哪一天結束,有不同的說法。美國以1945年8月14日接獲日本投降聲明為V-J Day(戰勝日本日),日本以8月15日日本天皇發表《終戰詔書》為終戰日,中國和台灣則以9月2日在東京灣密蘇里號的日本投降儀式,而宣佈9月3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。
70年後的今天,世人在不同的日期,以不同的方式,紀念二戰的結束。
當然,70年後今天的世界,和二戰時期,也已經一再翻新,面貌不同。
美國是當年最輝煌的勝利者,也戴上最耀眼的道德光環;今天,美國依然是世界老大,不過,影響力和光環都黯淡許多。
日本是當年發動戰爭的邪惡帝國,也是自毀於戰爭的戰敗國;今天,它的國內還有極少數的好戰分子,而大部份人卻是厭戰,接受本國是平凡國家。
至於當年苦戰8年,終於等到勝利的中華民國,現在只剩下台灣一隅,島內人還在爭執是走向獨立,或是維持現狀;不管哪個選擇,都是矛盾和消極。
戰後才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,從零開始,到今天是昂首的世界大國。歷史學家都認同說,如果沒有日本侵華,大概就不會有中共政權。中共從二戰後的廢墟和亂局中崛起,接收了抗戰勝利的果實。
這也讓中共有絕對的信心,以傲然的姿態,向世界展示一場抗戰勝利70年的大閱兵。
中國有理由這麼做。在那段艱苦和悲慘的抗戰歲月,犧牲了約1千500萬人命,國家受到極不堪的摧毀和踐踏,歷史記憶充滿了悲情。
因此,大閱兵的戰機、飛彈、坦克、大砲,以及士氣高昂的部隊,展現的是這個國家的力量。對內激勵人民的愛國心,對外則宣示這個國家不容再受欺侮。
然而,在表現強大的硬實力之外,或許,中國政府缺少了一點,未能向它的國內人民和國際社會,展現戰爭的殘酷,以及普世的人道關懷。
大閱兵固然產生愛國感,以及震撼力量,然而,這也是強權和武力的表現;處理不好的話,就會誤導人民崇尚好戰,在已經熾熱的民族主義火上加油,也會讓他國產生抗拒。
而真正的戰爭紀念,對象應該是記取戰爭的教訓,也要緬懷死於戰爭的性命。
在二戰的東亞戰場,死於戰爭的中國人多達1千5百萬,其它受害國也有百萬,日本本國則有數百萬。人命之外,還有經濟崩潰,家庭破碎,人性被撕裂,淪為人間地獄。
如果有戰爭有紀念價值,就是哀悼,以及避免重蹈覆轍,而不會是用力量來紀念。
這讓我想起西方人紀念戰爭的方式。在諾曼底登陸70周年,沒有坦克大砲,只有鮮花和老人,以及小孩,沒有高昂的口號,只有低聲的哀悼。
紀念儀式留下一句話:“我們或許勇敢打破地獄,但不是英雄。”
是的,戰爭沒有英雄,只有受害者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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