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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August 28, 2015

鄭丁賢‧對4.0的兩個虔誠期望

4.0大集會是箭在弦上,時間一到,就是來個萬箭齊發;不管政府和警方這邊如何要阻要禁,卻已經是無從阻止,也無可禁止。
這個時候,還要討論大集會是否該行,是否合法合情合理,都已經多餘。
但是,我終究對4.0大集會,抱著兩個真誠期望;如果可以實現,集會應該可以發揮更大的意義。
(一)期望這是一次多元族群的集會從華社民間的激情,以及華裔網民的積極串連,相對於馬來社會的平靜,伊斯蘭黨不動員,乃至馬來右翼組織的反彈,不免讓人感到擔心。
如果星期六參與大集會的民眾,多數是華裔人民,它呈現的將是一個失去平衡的公民運動。
當然,淨選盟4.0的設計沒有族群之分,但是,這個運動是否有跨族群的民意基礎,其實十分重要。
參與集會的族群融合比率,比集會的人數更加有意義。
在大馬這個國家,推動任何公民議程,都必須從跨族群的角度出發,也必須建立在多元族群的共識基礎上;任何群眾運動如果只能激發某個族群的激情,而主流民族冷漠以對,結果肯定是起不了很大作用,甚至會被解讀為具有種族目的,擴大種族之間的裂痕。
況且,若只是華人一頭熱,對執政當局不會有甚麼警惕效果,從選票的角度,華人選票早就失去,不會有更大的損失。
對一個進入保衛戰的政權,發覺了群眾運動的缺口,反而有可乘之機,分而治之,是最好的策略。
相反的,如果大集會能夠反映人口的比率,更多的馬來群眾參與,對執政當局的壓力肯定強大,效果也大不同。
(二)期望這是一次和平和安全的集會沒有任何的價值,比和平與安全更加重要。
走上街頭,在於表現一種態度,表達幾個訴求,從而希望轉化成為一股改變和建設的力量。
民主政治的推進,就是依靠非暴力方式;否則,一旦暴力和衝突介入,會造成破壞,愈大的傷害,就愈難彌補。
儘管淨選盟和警方對大集會的舉行抱持不同立場,但是,雙方至少必須具有一個共識,就是維持集會的和平與安全。
集會群眾難免有情緒,警方人員也會有反應;加上很多聳人聽聞和造假的訊息,更會加劇雙方的對峙。而且,之中會有偏激分子,或是滲透的挑撥者,場面會變得火爆,一發不可收拾。
和平與安全,要靠警方、主辦方,以及所有參與者的努力。警方以專業和友善態度,維持秩序和安全,不阻撓和為難;主辦方不盲動,不超越底線,達到目標見好就收;參加者維持理性,不衝動,以及不受有特別動機者的挑釁;家長們不帶孩子上場,維護兒童基本的安全權利;這些才是讓集會產生價值的要素。
這一天來到,大家就理性平和的上街,平平安安的回家,讓4.0沒有遺憾。
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文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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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August 26, 2015

鄭丁賢‧關於經濟,你永遠不知道

國際石油價格上午跌破每桶40美元當兒,我想起兩三年前對一名準備申請大學的世侄作出的建議。
我說:“如果你未來要一份高收入的工作,就應該去唸石油工程系;這個行業前途無量,還沒拿到畢業文憑,就有人拿聘書到大學找你。
“何況,石油儲存量日益減少,石油公司必須投入更多資金到處去探勘和開採,因此需要更多的工程師和專業人士;即使經濟不景氣,這個領域還是會一枝獨秀。”
我必須聲明,那是油價超越100美元的時候,而且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它會跌落。
我認識的石油行業人士,從國油主管到民間經營油氣業的朋友,都告訴我這個行業亮麗的前景。
因此,我把這個訊息傳達給這名世侄;他聽了之後,也砰然心動。
不過,他所要唸的幾間大學,都沒有這門科系,讓他有點沮喪,不得不打消念頭。
幸或不幸,今天的局面完全倒轉過來。
油價跌得鼻青臉腫,不久前,全球最大的荷蘭皇家蜆殼石油公司,宣佈要裁退數千名員工,取消數十億的投資計劃;而我國的國油,宣佈終止10幾個鑽油計劃。
如果世侄那年聽了我的話,去唸了石油工程系,畢業後沒有工作,是否會怪罪我帶他去“荷蘭”?
想起來,我感覺背部也涼涼的。
關於經濟,你以為上了幾年經濟學,定期閱讀國家銀行報告、財政部的經濟報告;訂閱《經濟學人》,網上閱讀《金融時報》;不會錯過保羅克魯曼、傑菲里薩奇的文章……,就是瞭解經濟。
然而,現實中的經濟情況,告訴你說:不見得如此,甚至根本就錯了!
真實世界的經濟,或許人們根本無法瞭解,遑論去掌握。
就像是令吉猛瀉,中國股市幾近崩盤,亞洲經濟風雨飄搖,又有幾個人能夠預知(排除事後突然一一冒出的諸葛亮先生們)。
人們更沒有頭緒的是,所有不該來的事兒,都擠在同一個時候來到,這不就是墨菲定律,不該發生的,都一一在你面前應驗了。
原本,油價下跌已經讓大馬難以承受,原產品價格在這個時間點,也一蹶不振;而政治不甘寂寞,掀起了風暴;國內外資金眼看不對,大批撤走。
再碰上美國選擇了而今的黃道吉日要升息,讓全球資金衝向美元市場,抬高美元;而中國又趁此時讓人民幣貶值,以加強出口競爭力,帶動已經疲弱的經濟。
人民幣貶值,引發貨幣間的競爭,各國貨幣也相應下跌,又製造了全球股匯市暴跌,血流成河。
未來陰霾密佈,不知前路在何方。
正如聯昌國際集團主席納西爾所言,死亡或重傷,將由中國決定;不管怎樣,新的常態會出現,只有接受和調整吧!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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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August 23, 2015

鄭丁賢‧都是猶太人惹的禍

在所有詭異政治術中,最無時空限制,而且屢試不爽的,應該是“都是猶太人惹的禍”。
即使在大馬,一個幾乎見不到猶太人的國家,一有問題,也可以歸咎猶太人。
副交通部長阿都阿茲卡巴拉威也學會了這一套。他在巫統區部會議上說,納吉的26億政治獻金,是來自中東的捐款;而捐款的用意,是捍衛國陣,避免受到行動黨,和它幕後的猶太人所摧毀。
我著實嚇了一跳,如此看來,26億令吉門,不但是國內政治問題,也是國際政治角力;不但有國陣和行動黨的鬥爭,背後還有中東和猶太人在操盤。
26億是不是來自中東?為甚麼中東人這麼慷慨?錢去了哪裡?這些問題都必須追查和交待。
如果只是把猶太人抬出來,怪罪猶太人,一切都是猶太人的錯;那就不用再追究下去,唯猶太人是問就好啦!
這種“都怪猶太人”的理論,比比皆是。譬如,猶太人策劃了911事件,引導美國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;猶太人製造國際金融危機,搗亂全球經濟秩序;當然,MH370事件,離不開猶太人的陰謀;乃至26億門,也是猶太人搞鬼。
別以為沒有人相信,這一套東西,市場可大得很;聰明和有見識如馬哈迪都認為911是阿凡達的另一個版本;如此,馬來西亞的伯仄和媽仄,信以為真的大有人在。
只是,大家有沒有問一問,猶太人有這種能耐嗎?怎麼世界上所有的重大事件,都和他們有關係?
全球猶太人的人口,區區約1千400萬人,其中半數居住在以色列。
這麼小的民族,難道他們就沒事幹,整天想著如何整蠱世界,把全球鬧得雞犬不寧?
而且,就這麼千多萬人,可以主導全球的軍事、金融、政治,為所欲為?而擁有10幾億人口的穆斯林,就被玩弄於鼓掌?
x x x
“一切都怪猶太人”其實是歷史積累的“反猶太人主義”(反閃族主義Anti-Semitism)所衍生。不僅是現代伊斯蘭世界普遍敵視猶太人,更早時期的歐洲,就已經瀰漫反猶太人情緒。
猶太人的早期歷史,是從中東漂移歐洲的少數民族。19世紀時,歐洲興起民族國家概念,以民族即是國族的界線,紛紛成立自己的民族國家。
一旦這種排他性的國家型態確立之後,散居各國,屬於少數民族的猶太人,就處於尷尬地位,沒有獲得接受和認同,以至被排斥和歧視。
加上猶太人的宗教保留了傳統色彩,而沒有如基督教般經過變革,因此,他們的宗教觀,乃至世界觀,和歐洲人有很大隔閡,也更加被視為異端。
儘管猶太人設法融入歐洲祖國,譬如學習和使用在地國的語言,投身不同行業,甚至在各個領域人才輩出,然而,並沒有減少社會對他們的敵意。
到了二戰時期,仇視猶太人的情結更深。希特勒的納粹德國,把反猶太人提昇到更高層次,灌輸猶太人是劣等種族,危害國家社會,從理論到行動,進而屠殺了600萬猶太人。
當年的猶太人其實沒有威脅到希特勒的統治,也未曾阻礙希魔的野心。所有的仇視和殺戮,只是因為盲目和瘋狂的種族主義。
直到二戰以後,猶太人大量遷到祖先地以色列,建立自己的國家。然而,因為這片土地住了巴勒斯坦人,加上週圍是穆斯林世界,以致猶太人和穆斯林產生了新的矛盾和衝突。
這掀起了另一次反猶太人主義的浪潮。
當然,以色列為了生存和擴張,內部也出現排外和暴力的“復國主義”(Zionist),導致和伊斯蘭世界的衝突擴大;但是,並不是所有的猶太人都相信極端的復國主義,以色列內部,也有和平主義者。
中東國家和以色列的鬥爭,是國家與國家的問題,必須通過和平方式處理,而不能無限上綱成為宗教和民族問題,擴大到全球,把世界分為猶太和反猶太二元對立,非敵即友,非友即敵。
這種思維,不但可笑,也是無知!特別在大馬這個多種族,不同宗教的社會,把他人套上猶太人同伙的帽子,更是危險。
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鐵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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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August 21, 2015

鄭丁賢‧姑里的首相之鑰

伊斯蘭黨的老臣慕斯達化阿里說,13屆大選前,伊黨獻議由東姑拉沙里出任民聯首相人選;讓姑里先擔任首相2到3年,才由安華接任。
大家要問,這有甚麼差別嗎?
至少,伊黨認為結果會有大不同。
慕斯達化解釋說,大選前,伊黨知道華人票已經是民聯囊中物,但是,馬來票仍然匱缺。如果宣佈姑里是民聯首相人選,預期馬來票會增加3%到5%,民聯就可以贏得大選,成功執政。
公正黨和行動黨未必認同伊黨這個觀點。實際上,當時公正黨堅決反對,認為安華是惟一的首相人選。
但是,我最近看了默迪卡民調中心的大選分析;互相參照,可以作進一步的解讀。
默迪卡中心的調查顯示,13屆大選時,支持國陣的馬來選票達到62.5%,而支持民聯(包括公正黨、伊斯蘭黨和行動黨)的馬來票,只有38.2%。
換句話說,公正黨和伊黨並未得到大部份馬來選民的支持,得票甚至不到4成,相反的,巫統在馬來社會還是主流。
儘管華人社會熱衷於華叔做首相,但是,馬來社會不做如是觀;實際上,只要和馬來同胞有所接觸,就知道華叔在馬來社會的支持率不高。
因此,站在選舉的角度,伊黨要抬出姑里(據說姑里當時也接受這項安排),有一定的策略考量。
姑里作為馬來政治精英一員,以及巫統元老,他和傳統馬來社會依然維持親和關係;而作為政治的邊緣和異議者,他同時獲得反對陣營的同情和認同。
當然,這也僅僅是一種預期,姑里是否能夠為民聯增加3%的馬來票,沒有答案;而且,即使增加2、3%的馬來票,是否能徹底扭轉選舉結果,也沒有定數。
只是,從馬哈迪年代到納吉此刻,姑里屢次被拱為替代首相人選,不僅顯示他在政壇的特殊地位,也帶出大馬政治的吊詭。
首先,大家必須承認,馬來人是多數民族,人口比率也節節上升;其次,馬來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思想,依然主導馬來人的政治思維;第三,只要上述兩個條件存在,巫統將會繼續成為主流,特別是在保守和鄉區馬來社會。
馬來社會不願意和傳統決裂,就不會放棄巫統;因此,不管非馬來人和城市人民如何反對,巫統依然能夠掌權。
當6成馬來人繼續支持國陣(其實是巫統),那麼,反對黨再怎麼做,都很難改變這種政治生態。
反對黨不能期望馬來社會可以和傳統來個一刀兩斷的切割。如果要爭取馬來人支持,必須在不影響馬來人利益,不傷害馬來人情感,不撼動馬來人傳統的方式,漸進的爭取馬來社會的認同和支持。
這是一種溫和的過渡,而東姑拉沙里可以扮演過渡的紐帶。從理想的角度,他可以作為中介,把馬來人的過去和未來銜接起來,而免除過度的震蕩。
而這也是安華和哈迪無法做到的任務。
或者說,他彷彿是一支想像中的鑰匙,用以開啟馬來人政治的一道封閉之門。只要他還在的一天,就還是一個替代的首相人選;然而,也有極大的可能,他永遠是一個未派上用場的替代人選,也是用不上的鑰匙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文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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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August 19, 2015

鄭丁賢‧金融風暴――相似和分別

當令吉跌到4.10時,我一個平常還算冷靜的朋友,也有點驚慌了。
“是不是出現危機了?上一次令吉這麼的跌法,不就引發了金融風暴!”
我不得不回想97/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。
當年,令吉兌美元從2.5,一路滑落到4.88;然而,這不是惟一的壞消息,而只是風暴的先聲。
接踵而來的是,股市崩盤,跌幅過半;利率狂飆,超過10%;通貨膨脹,萬物漲價;企業裁員,失業率高;銀根收緊,市場蕭條。
今天看起來,這只是一連串的經濟名詞;但是,身歷當年情境,那是一次慘痛的煎熬。尤其是那些失去工作,虧掉半生儲蓄,房子和工廠被拍賣,外國學業被終止的人們,可就是錐心之痛。
也因此,近幾個月來的令吉貶值,喚起了人們的記憶,也讓很多人產生了憂慮――金融風暴是否會再席卷?
令人擔心的是,97/98年的令吉狂瀉,和如今情況相似;令人慶幸的是,到目前為止,也只有令吉大跌和當時情況相似,其它條件則有顯著差別。
換句話說,除了馬幣貶值之外,大馬經濟其它層面還算是可以,沒有當年出現的徵兆。
我回溯97/98年金融風暴的資料,找出當年風暴的肇因。
當年,風暴始於令吉狂跌,爾後擴大到所有經濟面,造成重創。但是,令吉之跌,並不是馬哈迪一貫說的是貨幣狙擊手索羅斯一手造成;真正的原因,是當年大馬金融體制不健全,經濟虛胖和產業泡沫所導致。
90年代大馬工業化的成果,造就了高成長年代,企業界信心膨脹,大量舉債投資,而市場也有大量資金湧入,造成借貸十分寬鬆。
到了90年代中期,儘管市場繁榮,但是,銀行超額放貸,債務節節攀高,經常項目赤字擴大,令吉過度高估,股市由熱錢炒作……;泡沫已經愈來愈大。
然而,馬哈迪被眼前的繁華所迷惑,以為大馬的高成長可以永遠持續。
他拒絕專家升息和降溫的建議,反而一直繼續催谷高成長,不讓派對歇息。
但是,派對終須結束。泰國首先息火,韓國和印尼步其後,然後是大馬;令吉被大量拋售而崩盤,資金瘋狂撤離,股市崩潰,銀行搖搖欲墜,企業倒閉……;繁華成一場空。
以後,人們稱馬哈迪的資金管制,挽救了大馬;但是,很少人追究馬哈迪盲目的追求成長,缺乏管理和紀律的金融體制,才必須負起風暴責任。
今天,令吉的滑落主要是因為美元的強勢,特別是美國準備升息,導致國際貨幣市場追美元和拋各國貨幣。
令吉跌勢雖然慘重,俄羅斯、巴西、印尼、澳洲等國貨幣,也絕對摔得不輕;總之,凡是靠出口原產品,以及石油賺取外匯的國家,肯定遭殃,偏偏大馬兩者皆是。
然而,大馬的赤字和債務,情況比當年好許多,在國際上屬於良性範圍,也沒有顯著的經濟泡沫;而經常項目、經濟成長率、失業率等等,也還健康。
倒是政治上的紛爭,有一定的隱憂和影響,但這是題外話。
概括的說,風暴不應該會重臨,但汲取過去教訓,還是得居安思危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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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August 14, 2015

鄭丁賢‧新常態

中文出現一個新的流行用語――“新常態”。沒錯的話,這是習主席率先啟用,他告訴中國人說,現在經濟環境改變了,大家要適應新的常態,要有信心,也要用平常心看待。
開始時,人們抓破頭皮在想,甚麼是“新常態”?這和“信心”、“平常心”又有甚麼關係?
經過“中共學”專家解讀,大家才豁然開朗。原來,近年來,中國經濟成長趨緩,10%左右的成長率已不復見,也不能再依賴傳統制造業;未來是中等成長,也要開發新的領域。
高成長和世界工廠,原本是中國的常態,然而,世界沒有永恆,只有不停在變;高成長終究成為過去,世界工廠的訂單也會減少。
從常態到非常態,再到新常態,這是一種社會規律,與其用唐吉柯德的方式去抗拒,不如接受和改變。
像香港和台灣,也有新的社會型態。年輕族群不滿現有體制,討厭權力階層,於是動輒就衝撞,隨時要佔領。
香港和台灣政府被搞得雞毛鴨血,卻無計可施。如果反擊行動稍微強硬,學生擦破皮淤了血,政府就得吃不完兜著走,要被控訴是暴政,和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,遺臭萬年。
但是,這就是民主進程一部份,儘管有可能是走了民主歪路,還是必須走下去,原因?這也是新常態。
在民主的遊戲規則里,不能容許另一個天安門的出現,年輕人反對政府,政府要低頭認錯,部長還可能要道歉辭職。
新的力量崛起,巔覆了傳統權力;好的方面,是民意抬頭,掌握權力者受到更大的制約和監督,政治道德和施政能力都必須有所提昇。壞的方面,會讓少數社會運動分子挾持自由之名,肆意妄為,也讓民粹政治高漲,衝撞社會穩定。
而大馬也有新常態。馬哈迪威權時代結束,加上網絡和社交媒體的超活耀,使社會瀰漫了強烈的批判風氣。人人都有不滿,人人都可以宣泄。
表面上,這是民主開放;實質上,卻缺少了藉民主帶動進步的能量。
人民,特別是城市居民,不能認同執政黨、政府領袖和政府施政,而且愈來愈不耐煩;加上爭議事件一再發生,加劇成為對掌握權力者的厭惡。
一旦這種情緒無法通過正常管道,譬如選舉,或是協商來達到更換政府、改變政府的目的,就擴散成為集體的焦躁。
幾年下來,政府和民間沒有共同的目標,國家缺乏認同的理念,各行其是,互相責怪,彷彿也是一種新常態。
而這種新常態,已經把國家推向茫然的未來。
按照規律,新的常態到了極致,就會變成非常態,以後又轉而出現新的常態,生生不息;只是,這還要一段長時間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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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August 12, 2015

鄭丁賢‧從馬來人到穆斯林

你是甚麼人?
那一年,慕尤丁回答說:“我先是馬來人,才是馬來西亞人。”
這個答案,引起嘩然。很多人批評說,堂堂一國之副首相,不以國家認同為優先,而以種族身份為第一,豈不是種族主義者?
這是舊事,以今天慕尤丁去職而獲得廣泛的社會同情,一般人已經不會去追究他是否種族主義者。
慕尤丁當時還有後續的說明。他說,其實每一個馬來人都是如此,如果他不這麼想,他就會被馬來人所遺棄。
但是,慕尤丁可能有點過時,或是老一代的想法了。
日前我出席一個討論種族課題的圓桌會議。會上,默迪卡民調中心的阿Ben(依布拉欣蘇菲安)公佈該中心對種族和國家認同的調查。
調查發現,華、印和東馬族群,超過半數都優先認同自己是馬來西亞人,接下來才是認同本身族裔,但很少先認同自己的宗教身份。
但是,在馬來族群當中,優先認同自己為馬來人的,只有區區6%;優先認同自己是馬來西亞人的,佔27%;優先認同自己是穆斯林的,高達60%。
以此類推,慕尤丁是少數(6%);倡議“一個馬來西亞”優先的納吉,也是少數(27%);真正的多數,可能是哈迪阿旺(60%)。
當然,我們不能因此說華印等少數民族比馬來人更加愛國;畢竟,這不是一個愛國的測試。
然而,這可以說明,馬來人的身份認同,以及他們的世界觀和生命觀,來得比其它族群更加複雜。
對於華人,身份認同比較直接。你是這個國家的公民,拿的是馬來西亞護照,去到任何地方,都是這個身份。譬如去到外國,你說你是華人,別人會誤以為你是中國人;去到中國或台灣,你說是華人,人們會滿頭霧水,不會把你當自己人。
“馬來西亞人”是一種政治身份的認同,也是家園認同。我有一些親戚和朋友,即使已經移民到新加坡、澳洲、加拿大和英國,沒有了大馬國籍,仍然念念不忘自己是馬來西亞人,那是對家園的歸屬感。
但是,對於大部份馬來人,在過去,民族和國家或許是優先;但是,隨著宗教的薰陶和強化,他們的身份認同已經改變。
對他們而言,民族是一種血緣,國家是政治記號;只有宗教,才是完整和永恆。
作為穆斯林,從誕生那一刻起,就是第一身份;成長的學習和尊奉,也是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穆斯林;直到死亡,要去永世(dunia akhirat),也是帶著這個身份而去。
今天一些馬來人,特別是城市和中產馬來階層逐漸淡化種族色彩;但是,不管是城市或鄉區,低收入或中產,都更加強化他們的穆斯林特質。
宗教已經內化在他們的生命,甚至超越生命。如此,又怎能不以宗教為優先!
反映在現實,伊斯蘭之於馬來族群,不止重要,也只有更加重要;任何政黨要爭取馬來人的支持,都要更加伊斯蘭化。
下一輪的朝野馬來政黨競爭,也必然離不開伊斯蘭路線的競爭。
不談好壞利弊,這是大勢所趨。非馬來人在這個國家要生存發展,不能不瞭解這個現實和趨勢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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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August 9, 2015

鄭丁賢‧小島爭議如是觀



這應該是南海問題雙方的簡單邏輯。
幾個小島,加上漲潮就不見了的幾個礁石淺灘,中國人說:“這是我們的固有領土”;越南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人說:“這些島嶼離你們那麼遠,和我們這麼近,怎麼變成你的了?”
南海課題,也讓這星期的東盟外長峰會,多了一些波浪。
東盟各國,加上美國,扛上了中國,對中國在南海的強勢行動,特別是填土造地,表達了“關注”;中國也不示弱,回應說――你們不也是在做同樣的事?
撇開東盟峰會的官方議論,我在雅加達出席東盟媒體論壇,也不免捲入南海話題。
菲律賓星報的總編輯阿娜瑪麗雅女士,可能是輕微感冒,聲音低沉得有點傷感,她訴說菲律賓在南海爭議受到的委屈,儘管該國已經一再讓步,對方還是咄咄逼人。
越南報章的總編,或是代表官方媒體的關係,談話時沒這麼感性,而是嚴肅的表達了越南政府的立場。
作為大馬的出席者,我說:“我們假裝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存在。”
大家都笑了,以為我鬧著玩兒。
笑歸笑,然而,這也真的是大馬的處理方式,視而不見,可以多低調,就那麼低調。
中國和馬來西亞的爭議,是南海末端的小島,中文叫曾母暗沙,英文叫James Shoal。
中國和台灣(中華民國)的中小學教科書上寫著,曾母暗沙是我國(中國)最南端的領土……;這是國民教育,把中國的地理範圍劃定了,也說明這是歷史事實;當然,這也是政治教育的一部份。
一旦產生爭議,就是民族課題;今天的中國,所有課題都可以成為民族問題,所有主義都是民族主義,沒有討論商量的空間,因為那是漢賊不兩立的立場;只要立場不同,那就是敵人。
從大馬的角度,James Shoal距離中國大陸最南岸1千800公里,距離砂拉越海岸只有80公里;大馬當然有話說。
但是,大馬不願意成為中國的敵人,處理方式也和菲律賓及越南不同,不爭執,不傷和氣;而這也是聰明的做法。否則,一吵起來,政治和經濟關係要搞砸,可能國內的種族關係也會被挑撥生變。
當然,這種處理方式,必須雙方配合才能做到,否則,即使一方當作沒事,另一方卻大張旗鼓,那就很難和平下去。兩國都有民族主義分子,也有民族主義,事端就會肇起。
不管怎樣,民間不必跟著南海問題起鬨,沒幾個人真正到過這些島嶼,對之瞭解其實有限;更何況,國際政治很複雜,有時是配合國內消費之用,又何須盲目的鬧著反華、反美、反菲、反越、反馬的。
正如阿娜瑪麗雅所說:“我是菲律賓人,但我身上也有華人血統,實際上,每個菲律賓人都可能有華人血統;我不同意中國的南海政策,但絕對不是反華。”
同樣的,中國人也可以如是觀,無須討厭越南人,瞧不起菲律賓人,憎恨日本人,排斥美國人。
南中國海,處理不好,可能會是驚濤駭浪;處理得好,也可以是和平之海。就看智者的選擇。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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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August 7, 2015

鄭丁賢‧國家建制不能動搖

只要有政治,就免不了權力鬥爭;這是個無法逃避的千古現實,在專制時代如此,在民主年代也一再出現,只是方式不同。
領導人面對壓力,必然會有反彈動作,以穩住權力;老實說,不會有任何領導人會眼睜睜的看著自己地位不保。
但是,不管怎樣的政治鬥爭,如何處心積慮的鞏固權力,都必須在一個範圍之內,即是不能超越法制(rule bylaw)和法治(rule of law)的範疇。
在範圍之內,是政治遊戲或博弈;超越了範圍,就是違規和破壞。
法制是通過法律而制定的一套制度,這套制度規範了所有人的行為,政府和政治人物也包括在內,受到法制的管理和約束,避免他們權力過大而失控,進而傷害社會和國家。
法治則是法律奉行的原則和精神,也就是建立在社會平等和公正,符合道德和人權的基礎之上。
通過法治精神,以及法制途徑,民主國家成立了各種建制(institutions),譬如國會系統、法院系統,來確保民主的正常和正確運作,加上政府系統,成為三權分立,互相監督和制衡。
而在政府、司法和國會的大建制之下,還有各種中小建制,附屬在三大建制之下,扮演推動和輔助法制和法治的功能。
譬如,總檢察署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建制,它是行政和司法之間的橋梁,它代表政府執行法律的檢控;反貪會也是一種建制,以對付體制內不斷衍生的有機貪腐細胞;中央銀行更是一種多功能的建制,它制定金融規則和方針,維持金融穩定,也監督和對付金融害蟲;至於警方,當然也是建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民主國家的體制,必須包括這些建制,也要確保它們能夠在獨立和完整的運作,才能彰顯它們的功能,從而讓法制和法治不受傷害。
今天要對1MDB和首相戶頭進行公正的調查,首先得要確保這些建制順暢和獨立運作,不能干預它們的調查工作,也要尊重它們的地位。
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末期的嚴重政治鬥爭,馬哈迪對國家最大的傷害,不在於壓倒政治對手,而是他破壞了國家建制,包括司法和警察的建制。
這種傷害,不能重覆。否則,一旦法制和法治失去重心,動搖了建制,就會讓權力成為出閘的猛獸;國家累積的民主成果將付諸東流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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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August 5, 2015

鄭丁賢‧群島伊斯蘭

2015-08-05 09:51

來到印尼,正好碰上印尼兩大穆斯林組織――Nahdlatul Ulama(宗教司聯合會),以及Muhammadiyah(穆罕默迪亞協會)分別在蘇拉威西島和東爪哇召開會員大會。
兩大組織非同小可,單單是會員人數,NU是5千萬(有新統計稱已突破8千萬),穆會是3千萬,影響力非同小可;前總統瓦希德,就曾經是NU的領導人,借助NU的力量,把他送進總統府。
從外界人角度,會以為兩大組織同時開會,宗教課題必然會被熱炒,不免又是一陣劍拔弩張。
我腦中浮起大馬的情境。每當帶有宗教色彩的組織和政黨召開大會,就是刀光劍影。
正好雅加達郵報(Jakarta Post)前總編輯布尤尼就在身邊,他也是出席這一次“日本――東盟媒體論壇”的成員。
我問他:“這樣的大會,會製造社會緊張嗎?”
布尤尼笑了笑,答說:“這裡是印尼,不是中東。”
我有點刻意的挑他:“印尼又如何,這裡不也發生過宗教衝突事件,甚至是恐怖襲擊?”
“這些我得承認,但是,這是一個2億5千萬人口的國家,難免有出現少數的極端分子,以及個別的暴力事件。但是,整體而言,印尼穆斯林是溫和及包容的,絕大部份穆斯林都反對偏激的宗教主張。”
我不讓他輕易說服,回應說:“過去確實如此,現在也還可以;但是,未來呢?以目前的全球趨勢來看,可能並不樂觀,就像是馬來西亞,過去不也是令人稱羡,如今情況愈來愈令人擔心!”
“但是,印尼也不是馬來西亞呀!”布尤尼還是堅持。
過後的幾天,我和布尤尼,以及幾位朋友,包括專門研究東南亞問題的新加坡拉惹勒南中心史柏斯汀教授,更加深入的談到印尼的伊斯蘭情況。
在這個近90%穆斯林的國家,伊斯蘭展現的面貌,超越一般人的想像。
同一天的雅加達郵報,顯著報道兩個組織的大會新聞。封面版是“NU矢志維護容忍與和平的伊斯蘭”;內頁則是訪問穆會主席,談穆會與現代化伊斯蘭。
NU是傳統宣教組織,已經有百年歷史。它推動“群島伊斯蘭”(NusantaraIslam)理念,主張本土化的伊斯蘭,而不是外來的“阿拉伯伊斯蘭”。
群島伊斯蘭認為,印尼有本身的悠久歷史和文化,包括伊斯蘭傳來之前的興都、佛教,以及原住民文明;群島伊斯蘭包容這些原素,尊重多元特質,而不是加以排斥。它反對非黑即白的刻板教義,而更加重視伊斯蘭的和平、公正的價值。
NU主席賽依德公開聲明,它捍衛印尼建國的5大原則,包括國家的世俗體制。
它反對建立伊斯蘭國,因為這違反了國家原則。“要以宗教建國,就是對國家團結的威脅。”
這個立場,不但獲得會員的接受,也是印尼穆斯林的主流想法。
而排名第二的穆罕默迪亞協會,雖然歷史和成員不如NU,但它的成員很多是知識分子、專業人士,以及政府官員。
它的活動不限於傳教,而更是關注公共事務,監督政府和公共政策的舞弊和缺失,以及投入社會慈善活動,建立學校、醫院、福利機構等等。
它的卸任主席丁三蘇汀發表工作報告時,強調他任內的一項主要活動是推動不同信仰的對話,並鼓勵來任者繼續這項任務。
我接受布尤尼的看法,在NU和穆會作為伊斯蘭思想主流的態勢下,印尼在可預見的一段時間,應該是和平和進步的。
這讓我想到大馬。即使是非穆斯林,也感受到阿拉伯伊斯蘭的影響,強烈反映在服裝、生活、思想,以及政策。
前首相阿都拉的時代,曾經推動現代化的哈達里伊斯蘭,結果無疾而終,之後再也沒有系統性本土和現代化的伊斯蘭論述。
也不能全然悲觀,從積極的角度想,或許,有一天印尼的群島伊斯蘭,也會漂海過來馬來西亞。
我們,不也在群島之中!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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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July 31, 2015

鄭丁賢‧效法慕沙、嘉化、安華?

慕尤丁此去,前路何在?翻看歷史,他有3個可以參考的路向,這也是在他之前的副首相――慕沙希淡、嘉化峇峇,以及安華所走過的路,爾後的境遇也大不相同。
1.慕沙希淡慕沙希淡曾經是最有實質權力的副首相,當時稱為2M政府,地位幾乎和首相平起平坐,原因在於馬哈迪當年並未能完全掌握巫統,而必須借助慕沙的力量,特別是要平衡東姑拉沙里和加沙里沙菲宜(Ghazali Shafie)。
慕沙和馬哈迪的關係,幾年後破裂。馬哈迪沒有革除慕沙職位,而是慕沙自行辭職。
沉潛一年之後,慕沙隔年以巫統黨選為平台,和拉沙里組成巫統B隊,姑里挑戰馬哈迪,慕沙則和嘉化峇峇競選署理主席。
結果B隊以微差敗了下來,慕沙也從此退出政黨政治。
慕沙當年是強勢的副首相,這註定他和馬哈迪屢次發生衝突。他毅然辭去副首相,勇氣和魄力非凡;而選輸了不戀棧不糾纏,身段也很漂亮。
2.嘉化峇峇嘉化並不是出色的副首相,但是,絕對是令馬哈迪放心的副首相。
在強人老大主政的年代,嘉化懂得低調的老二哲學,對馬哈迪完全不成為威脅;看來,這也是長命老二的做法。
但是,在後頭的老三,不願意再等下去;老大不出手,老三自己動手。安華挾著在巫統的人氣和勢力,要逼退嘉化。
面對安華來勢洶洶,這位元老處境堪憐,竟然拿不到足夠的提名,只好宣佈退選。
人走茶涼,嘉化連再戰的本錢也沒有,縱有千般不滿,也只能黯然隱退。
3.安華在政治路上,安華和馬哈迪徹底衝突,然而,在政治性格上,安華和馬哈迪是同一類型的人物,自視甚高,絕不服輸;而且,兩人都十分強悍。
一旦決裂,就捲入凶狠、黑暗、沒完沒了的鬥爭。
安華自認,不管是在黨內或國內,他都有能力和馬哈迪一決高低;他原來以為可以在黨內獲得最高理事會和巫青團的支持,逼退馬哈迪。
但是,他沒想到,馬哈迪對權力的運用,已經爐火純青,利用黨和政府的力量,把安華逐出巫統和政府。
安華轉而借助當時社會醞釀的反馬哈迪,反巫統,反國陣政府的民間力量,再結合非政府機構和反對黨,對馬哈迪作出反擊。
這一陣激烈的衝擊,改變了整個體制。
4.慕尤丁論聲望和能力,慕尤丁在慕沙之下;論倔強和魅力,慕尤丁不如安華;然而,論時機和環境,慕尤丁強過嘉化峇峇。
換句話說,慕尤丁無法像慕沙那般挑戰黨主席;他也不可能像安華般,挾社會力量衝擊首相;但是,慕尤丁也不會像嘉化那般,無力反擊,黯然隱退。
慕尤丁強調他依然是黨的署理主席,而在未來的2,3年內,如果他沒有被黨終止職位,他將依然是署理主席,這會是他的鬥爭平台。
加上馬哈迪在黨內和黨外的聲援和配合,慕尤丁仍然有抗爭的本錢。
至於能否推倒納吉,那不是他個人做得到的,在納吉面對全面的挑戰時,慕尤丁樂得坐視,或許哪一天,可以收割成果。
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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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July 29, 2015

鄭丁賢‧就是另一個老二


慕尤丁幾天前的高調談話,終於是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杆,把人們以為罩得住的駱駝,硬是給壓垮了。
一根稻杆其實很輕,並不足以壓垮駱駝;正如慕尤丁針對1MDB的說話,其實只是老調重彈,第一次說,很有份量,引起震動;但是,一說再說,就愈來愈失去重量。
那隻駱駝,或許它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承受能力已經到了極限,連一根稻杆都承受不了。同樣的,慕尤丁忽略了,他再次和納吉唱反調,儘管了無新意,但是卻已經越過了界線。
他忽略了納吉之前的警告:“和我在一起,否則就請辭職。”也許,慕尤丁沒有預料到,納吉真的敢下手。
納吉缺乏果斷的性格,凡事謹慎,事事磋商,力求和氣的做法,讓慕尤丁判斷錯誤,以為納吉會繼續委屈求全。
但是,納吉畢竟是政治人物,他活在刀光劍影的政治現實之中,而如今更處在水深火熱的狀態。對他而言,這是政治上的生死之戰。
慕尤丁在巫統蕉賴區部大會的演講――不接受納吉解釋,不等待特工隊調查報告,要求即刻採取行動……等等,如果繼續下去,將會在其它區部大會一再重覆,產生效應。這將動搖巫統中層中堅領導層對納吉的信心,即使目前還支持納吉的區部黨員,也會產生置疑,乃至改變態度。
首相辦公室即刻發表駁斥聲明,這顯然比之前納吉回應的速度,快了許多。
慕尤丁失算的是,他誤撞了納吉準備改組內閣的時間表。這個時間表,早就訂在開齋節過後,原本的估計,這只是一次小改組,對象是國大黨主席職位成疑的巴拉尼威,增加馬華代表,以及調動巫統表現欠佳的部長。
在這個關鍵時刻,慕尤丁的高調唱反,正是把自己送上門去,另外也斷送了同僚沙菲益阿達的仕途。
撤掉慕尤丁和沙菲益,對於納吉而言,這是表達明確的態度,他作為首相,有絕對權力組織他的團隊,而他所要的團隊,就是一個和他合作,朝向共同目標,禍福與共的隊伍,而不允許有扯他後腳,讓他難堪的閣員。
面對1MDB課題的挑戰,他要他的同僚和他一起面對,而不是加入反對。
當然,撤掉了慕尤丁,納吉就要冒不同的風險。
慕尤丁失去了副首相職位,卻也換到反對的自由。沒有了官職,慕尤丁要批評,甚至是反擊,都沒有了束縛,要怎麼反就怎麼反。
慕尤丁很大的可能,是加入馬哈迪的陣容,用1MDB衝擊納吉,號召更多巫統幹部和基層反納吉,並尋求在黨內推翻納吉。
他的難題是,黨選已經延遲了18個月,至少在2018年之前,沒有甚麼機會挑戰納吉的地位;而且,他已經68歲,時間不在他這一邊。
而若說要加入反對黨,或成立新的反對力量,那幾乎不可能。畢竟,他不是安華,缺乏安華當年的個人魅力,也少了安華當年在黨內黨外的支持度。
而目前的朝野政治,都已經接近飽和,慕尤丁縱有雄心,也很難開拓新的空間。
不再是副首相,等於失去了權力和地位,以後的慕尤丁,就和過去的慕沙希旦、嘉化峇峇、安華的命運一樣,大概就是另一個未能當成首相的老二。
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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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July 26, 2015

鄭丁賢‧上世紀那一套,不行了

2015-07-26 11:26


    內政部凍結英文《The Edge周刊》和《The Edge財經日報》出版准證3個月;行內人看來,沒有必要,也不會有作用。
在1MDB以及首相戶頭的風風雨雨中,這兩家刊物,始終扮演急先鋒的角色。老實說,報道內容虛虛實實,需要專業調查單位來核實。
而報社老闆和高層也承認誤導泄密者塞維爾,答應提供2百萬美元以交換情報;當然,這涉及新聞道德的爭議。
不管怎樣,政府終於按捺不住,使出殺手锏,停刊3個月。
這自然勾起往事,1987年茅草行動,星洲日報、The Star和Watan被關閉,配合大逮捕行動,令人不勝唏噓。
而根據我的瞭解,關閉3家報章,罪名是莫須有,當局甚至沒有明確舉出哪一篇報道或評論,危害了“社會和諧”,而在當時內安法鎮壓之下,它也根本不需要有理由。
我不想舊事重提。但是,當年的行動,的確構成重大的阻嚇作用,整個社會噤聲,讓馬哈迪化解了他當時的政治危機,也讓他的獨裁統治繼續貫徹。
但是,那畢竟是上一個世紀的事。那個年代,內安法還在,出版和印刷法令未曾修改,法院無權介入。
更關鍵的是,那個年代,沒有互聯網,沒有電子報,沒有社交媒體;關閉報章之後,除了馬哈迪的言論,以及他批准的言論之外,再也沒有其它聲音。
而今天政府關閉了《The Edge周刊》和《The Edge財經日報》,各種反對聲音並沒有消失,反而更加激烈。
這兩家報章,銷量本來就很小,加起來不過數萬份,看的人不多,肯花時間去理解的更加少,影響力原本有限。
被凍結之後,反而引起廣泛注意,而人們更加相信其報道的內容。
在網絡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,效應是以千以萬計的倍數傳播;而這才是政府無法阻擋,也無法控制的。
當然,政府無法再祭出內安法令,反對者或許要感謝納吉廢除內安法;而兩家報章也可以通過法律途徑,要求法庭裁決停刊無效。
30年之間,變化很大;要用過去的方式來解決現在的問題,已經來不及了,因為民意和民權跑得很快,早早就在前頭。
而這一次的報禁,肯定失策,也是失敗。
而在現今的時代,類似1MDB和首相戶頭的爭議,必須靠專業和公正的調查來厘清真相。而在社會層面,也要容許不同意見的各方,提出各自的論述和證據,進行辯論。
否則,禁了兩家報章,卻失去廣大民意,豈不是得不償失?
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鐵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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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July 24, 2015

鄭丁賢‧砂拉越的蘇格蘭之路


我對砂拉越州民如此熱烈慶祝722“獨立日”,勾起很大興趣。
當然,這個“獨立日”不是宣告砂州和馬來西亞關係生變,而是它在52年前的歷史往事。
1963年的7月22日,砂拉越正式脫離英國統治,英國米字旗降下,換上了傳統的十字王冠砂拉越王國旗。
在隨後的55天,砂拉越是一個獨立體,擁有自治地位。
第56天,砂拉越參組馬來西亞,結束了短暫的獨立。
當然,組成馬來西亞是之前英國人和馬來亞的協議。而根據當年科博委員會(Cobbold Commission)的調查,大部份砂拉越人支持這項決定。
半世紀以來,很少人重視,更多人不知道1963年7月22日到同年9月15日,砂拉越曾經獨立。
直到大概3年前,才出現正式的紀念活動。
而今年的722,則是規模最大的一次,官方這邊,州元首和州首長帶頭慶祝,民間那邊,非政府機構組織了5千人集會,遊行隊伍經過之處,十字王冠旗四處飄揚。
當然,不管是砂州政府和民間,肯定都不只是懷舊;如今慶祝722獨立日,處處嗅得出政治味道。
首長阿德南高調宣稱,砂拉越不受吉隆坡統治;西馬有的,砂拉越也要有(平等地位)。而非政府組織則喊出“砂拉越人的砂拉越”(S4S)的口號。
非常明顯,這是砂州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共識,也是大部份砂拉越人的共同想法。
慶祝722,不代表砂拉越人要爭取獨立。“獨立”在憲法和現有政治環境上非常困難,也會觸動中央政府的神經。
但是,這不表示砂州不能爭取更大的自主權,以及自治條件。
這讓我想起近年的蘇格蘭自主運動。
蘇格蘭從中古時代開始,大部份歷史都是獨立國家,直到約300年前,才成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。
然而,蘇格蘭本身的歷史背景,民族特色和文化傳統,使它和在大英帝國內處於強勢的英格蘭,格格不入。因此,300年來,蘇格蘭獨立運動此起彼落,戰爭和衝突也時而有之。
直到進入當代民主英國,中央集權消退,下放地方權力,蘇格蘭擁有了一定的自治地位,獨立運動才緩和下來。
但是,近年來蘇格蘭人意識又再高漲,脫離大英帝國的呼聲響起,一時之間,彷彿要建立新的獨立國家。
然而,2014年的公投,蘇格蘭人表決不要獨立,而是繼續留在大英帝國;但是,這不表示蘇格蘭情意結已經退燒。
2015年的英國大選,支持獨立的本土政黨――蘇格蘭民族黨(ScottishNational Party),贏得蘇格蘭地區59個席位中的56個,把全國性政黨――保守黨和工黨,幾乎掃出蘇格蘭。
如果把2014年的公投和2015年的大選,綜合分析,可以得出一個結論:大部份蘇格蘭人不想(或尚未準備)成立獨立國家,但是,大部份蘇格蘭人都要求高度的自主權,以及自治地位。
把話題帶回砂拉越,“獨立”是一個話題,但是,至少在現階段,還不是一個選項。中央政府必然堅決反對,也會強硬反擊,而類似蘇格蘭的公投,也不可能獲得許可。
甚至是砂拉越本身,也還沒有這方面的準備,包括經濟能力、國防外交;而州內不同的族群,也有不同的意見。
不過,砂州人民已經產生共識,就是要更多的自主權,以及自治條件,包括享有更公平的發展地位。
阿德南作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人物,姑且不談他個人的政治理想,至少他洞悉砂州人民的意願,如果他抵抗這股浪潮,後果將和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一樣,遭到砂州人的唾棄。
因此,阿德南領導的州國陣,寧可選擇類似蘇格蘭民族黨的道路,和人民的意願結合,爭取高度的自主和自治地位;當然,正如他所說,這並不是分離主義,更不是獨立主張。
當然,在目前中央政府困難重重,處於弱勢的情況底下,阿德南掌握了更多的主動權,有能力和中央拗手瓜,同時也將會獲得州內人民的支持,贏得選舉。
面對砂拉越的變化,國陣聯邦政府怎麼辦?
看看英國吧!保守黨需要蘇格蘭,才能組成穩定的政府,因此不得不對蘇格蘭民族黨讓步,給予更多自治和自主,讓蘇格蘭留在大英。
同樣的,國陣需要砂州,多於砂州需要國陣;或者說,納吉需要阿德南,多於阿德南需要納吉。只要砂拉越不搞獨立,國陣還是得妥協。
從阿德南上任以來的本土化政策,以及722的慶祝,走的是一條砂拉越的蘇格蘭道路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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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July 22, 2015

鄭丁賢‧一堂民族地理課

在香港機場出境通關,排了長長的人龍;百無聊賴之際,前面一家三口――年輕父母和約7、8歲小男孩的對話,足堪玩味,也讓我上了一堂現代民族地理課。
父:兒啊,待會到了新加坡,可不能隨便扔東西。
兒:為甚麼不能扔東西?
父:新加坡政府會鞭打你的。
兒:新加坡政府會鞭打我,我好害怕!
母:別擔心,我會盯著你的,不讓你扔。
兒:為甚麼我們在國內可以扔東西?
母:我們國內自由啊,誰管你怎麼扔。
兒:新加坡人是不是都被政府鞭打過?
父:也不是全部。反正扔東西,嚼香口膠,罵髒話,闖馬路,都得罰,有的還得打。
兒:新加坡好可怕,哪干嘛咱們還要去新加坡?
母:要帶你去環球影城玩啊。
兒:環球影城裡頭可以扔東西嗎?
母:……,沒那麼嚴格吧,咱們是付錢進去的。
父:沒事兒,忍兩天就好,咱們之後去馬來西亞,那就沒問題啦!
兒:馬來西亞允許扔東西嗎?
母:沒聽過那兒不許扔的,大概就跟國內一樣吧!
兒:新加坡大,還是馬來西亞大?
母:都一樣吧,就這麼一個小地方。
兒:日本大,還是馬來西亞大?
父:那當然是日本大。
兒:日本大,還是中國大?
父:當然是中國大。
兒:中國這麼大,為甚麼日本老愛欺負中國?
父:日本鬼子壞啊。
兒:那咱們就教訓教訓它呀!
父:不行啊,日本鬼子有美國人撐腰,做後台啊!
兒:美國人為甚麼要幫日本鬼子?
父:他們害怕中國強大啊!
兒:美國強大,還是中國強大父:現在是美國強大,以後就是中國強大了。
兒:為甚麼中國要以後才能超越美國?
父:因為中國人現在在努力掙錢啊,錢掙多了,富有了,國家就強大了,軍隊和武器就可以超越美國了。
兒:到時,我們就可以教訓日本鬼子和美國人啦!
就在中國成為宇宙超強之前,前面的海關人員呼叫:“move on,move on”,中斷了這堂民族和地理課,也是一堂國際關係課。
作為一個聽眾,我聽得津津有味,一段父母和孩子的簡單對話,或許,就是中華民族新生代的世界觀的啟蒙。
――中國以外的世界,都是古怪和不合理的;譬如,新加坡是一個隨便鞭打人的國家。
(事實上,應該沒有人因為扔東西而被鞭打吧,而且,新加坡的鞭刑在法律和社會層面,有爭議,也有限制。)――中國比其它國家自由,愛做甚麼就做甚麼。
(政治上的自由當然是例外,而自由之外,法治和民主更不可缺少)――中國是一個大國,其它國家,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,都是不起眼,模模糊糊的小地方。
(這是典型的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起源,中國人不瞭解外國,不在乎外邊的世界,就從這裡開始。)――日本和美國是中國對手,必須超越它們,壓倒它們。
(這個世界不完全是對抗的,多數時候,合作比對抗更加重要,和平比戰爭更有價值。)――中國就是未來的世界強國。
(這可以預見,也是受歡迎的;但是,也得思考一下,除了經濟和軍事的強大之外,中國在文化、文明這些部份,是否能夠趕得上來?)一個民族要復興強盛文明,需要各種條件的配合,包括如何教育新生代健全的世界觀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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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July 12, 2015

鄭丁賢‧納吉下台(?)和以後

首先,要談納吉是否會下台,其實問得有點早;至少,應該等特工隊完成調查。
如果調查發現一切正如《華爾街日報》所報道,那麼,納吉的政治生命,就是到此為止;而且還要負上法律責任。
然而,如果納吉能證明清白,或是沒有直接涉及利益輸送,那麼,他應該可以做完任期;但是,儘管如此,由於形象已經大受影響,政治生命也會縮短。
問題是,特工隊的調查會持續多久?納吉的反對者又是否會等到調查完成?
答案是否定的。大馬人向來缺乏耐心,很多人也不信任調查的公正和獨立。因此,在調查進行之際,各種政治運作不會暫停,而會對納吉繼續施壓;譬如,馬哈迪肯定不會在一旁乾等,不管是否有調查,他都一直跑在前面。
以今天的形勢,每一天都可能有新的爆料,每一天納吉都承受更大壓力,從馬哈迪、反對黨、非政府組織,乃至民間輿論,都凝聚了力量,要提前終結納吉時代。
在台面上,要推翻首相,有兩個正規途徑,一是在國會通過不信任動議;二是巫統召開特大,罷免黨主席。
這兩個途徑,在現階段都不容易做到,但是,不代表今後不可能發生。
在這兩個途徑之外,暗潮洶湧的是黨內和黨外各股利益集團的結合,通過推翻納吉,而得到各自所要的利益。而這種結合,正等待時機的成熟:其一、一旦特工隊或國會公賬會的調查結果對納吉十分不利,納吉處於弱勢,難以控制巫統和國陣成員黨。
其二、若是1MDB和納吉戶頭不斷有新的揭發,案情不斷升級,民間的不滿,從城市中產階級擴大到鄉村社會,加上黨國元老(如前副首相慕沙希淡認為納吉應該休假待調)和上層利益集團也遺棄他,這時,整個統治機制就可能棄車保帥,捨納吉以保政權。
x x x
比納吉下台更重要的問題,其實已經被忽略:――誰接替納吉出任首相?
――新的首相和團隊,會採取何種治國路線?
(一)一旦納吉下台,這將是馬哈迪的勝利,馬哈迪主義復生;(二)巫統右派接管權力,會走更偏激的馬來人主權的路線;(三)巫統為了鞏固政權,全面和伊斯蘭黨合作。
簡單的說,接替納吉的,將是馬哈迪、巫統右派、伊斯蘭黨的結合體。
馬哈迪會確保他不會犯下第三次錯誤。前兩次,他以為扶持阿都拉和納吉上位,可以控制他們,繼續貫徹馬哈迪政策。但是,阿都拉和納吉都有自己的主張,因此激怒了馬哈迪。
有了第三次,馬哈迪將會將牢牢控制新的首相;而新首相有了前兩任的經驗,將會是乖乖聽話的首相。
巫統右派得勢之後,他們必須爭取更多馬來人支持,除了推行馬來人議程之外,更有效的做法,就是和伊斯蘭黨合作,包括接納伊黨加入政府。
其它國陣成員黨,如馬華、民政、國大黨,已經是可有可無;至於東馬成員黨,則是通過另一種結盟方式,讓它們取得更多自治地位,換取它們留在國陣。
西馬政治將是馬來人大團結,貫徹伊斯蘭政治的路線;丹州的伊斯蘭刑事法,將率先通過,為單元種族和宗教治國鋪下道路。
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鐵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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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July 10, 2015

鄭丁賢‧公平和正義的兩套標準

當年的風暴,風頭火勢當兒,馬哈迪瘋狂攻擊安華,指他是西方的傀儡,受到美國人的指使,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勾結;而那些挺安華的西方媒體,包括《華爾街日報》,正是西方美國人利用安華破壞大馬的先鋒。回頭看看歷史,其實也不用太久,不到20年前,也發生類似今天的政治風暴,那年的風暴,比目前的風暴,還更加猛烈。
老馬從來就不喜歡西方媒體。他在位期間,對西方媒體尖酸刻薄,每次看到外國媒體和通訊社記者被他風涼,心裡不免有一番感觸。
直到他退休,還對西方媒體耿耿於懷。年前,他還在部落格寫說:“美國和西方對媒體的管制,比這裡更加嚴厲;它們不准發表任何不利於猶太人,特別是以色列的事……。”
在他眼中,西方媒體就是毒蛇猛獸,被西方集團所掌控和利用,專門破壞第三世界,包括馬來西亞的繁榮和穩定。
而西方媒體向來對馬哈迪也不客氣,包括《華爾街日報》前編輯巴里韋恩(Barry Wain),幾年前就寫了一本書《馬來西亞的獨行俠:動盪時期的馬哈迪》(Malaysian Maverick:Mahathir Mohamad in Turbulent Times),就指稱馬哈迪執政期間,敗掉了(squandered)1000億令吉的國家財富。
馬哈迪並沒有公開回應這項指控,儘管如此,他卻要他的繼承者對財務作出交代,包括公開資產和戶頭。
透明和公開是必要的,但是,如果從馬哈迪本身做起,大馬就不會一再的犯下錯誤,走了那麼多的冤枉路。
然而,站在對立面的馬哈迪和西方媒體,竟然在倒納吉的事兒上,站在同一陣線。
也有很多人懷疑,《砂拉越報告》和《華爾街日報》取得的材料,不管是真或假,肯定來自有力人士;許多時候,竟和馬哈迪的攻擊如此湊巧。
或者,正應驗了馬基維里型政治人物的特徵,敵人的敵人,就是朋友。
以前被西方國家利用的西方媒體,如今成為了可靠的消息來源;以前西方媒體批評本國領袖,就是危害國家利益,今天,卻是主持正義。
先不談《華爾街日報》報道的真實程度,人們不禁要問,所謂的公平和正義,是否有兩套標準,因時因人而異?
這也是馬哈迪的標準。或者,只要符合他的個人目標和利益,才是公平和正義。
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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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July 8, 2015

鄭丁賢‧戶頭和陰謀

流言根據時間,編出2013年3月到2013年9月發生的事件。
(一)2013年3月21日,一筆6.2億美元的資金,匯入某政治人物的Ambank(大馬銀行)的戶頭;
(二)2013年3月22日,Ambank的創辦人,胡先阿末向國家銀行舉報這筆存款;
(三)3月25日,另一筆資金存入……;
(四)3月26日,胡先阿末再次向國家銀行舉報;
(五)5月5日,全國大選……;
(六)7月28日,胡先阿末轉而向警方報案;
(七)7月29日,胡先阿末被鎗殺……;
(八)戶頭關閉,資金轉移海外;
(九)Ambank的資訊部主管全部被炒魷魚。
情節很精彩,好像是連環扣,一環扣住另一環,說完了故事,也好像給了答案。
人們相不相信?
不用問阿貴,會有很多人相信。
但是,在你下結論之前,讓我先做一個簡單的分析。
這個流言可以分為兩個部份,一個是有所根據,另一個是空穴來風。
有所根據:――《華爾街日報》的報道,是有兩筆資金,也有一個戶頭(真實性有待調查證實)。
――胡先阿末是Ambank的創辦人,他也的確被謀殺了(事實)空穴來風:
――胡先阿末曾經向國家銀行和警方舉報?(沒有任何根據)
――戶頭關閉,轉移海外?(沒有任何根據)
――Ambank的資訊部主管全部被炒魷魚?(沒有任何根據)把“有所根據”和“空穴來風”結合,就是把事實/有待證實的內容,和一些假的內容,加以剪接,再用膠水漿糊黏合起來,之後,就產生了一個驚天大發現。
這叫陰謀論。
譬如,很多人相信911恐怖襲擊事件,並不是基地組織幹的,而是小布什總統和猶太人聯合設計,目的就是打擊伊斯蘭世界,攫取石油利益;證據就是世貿中心被撞之前,所有的猶太人都被通知,所以當天沒有去上班,倖免於難。
你會說荒唐,但是,很多人都相信了,因為這套陰謀論裡頭,有真有假,串合起來,就是一種邏輯。
馬航370事件,也有陰謀論,說中國人帶著軍事機密上了MH370,結果飛機被美國人劫持,製造失蹤;這也是用真的部份,來包裝假的部份,然後銷售到流言市場。
當然,會有讀者說,在戶頭事件,你怎麼知道那另一部份是空穴來風?沒有根據,不代表是假的。
關鍵是於胡先阿末。
(一)胡先阿末的確是Ambank的創辦人,不過,他在1984年就賣了這家銀行的股權,從此不再是董事,也非管理層。請問,他怎會知道這筆存款?
(二)胡先阿末被殺,凶手“四眼仔”被捉到,判了死刑,幹案動機涉及土地買賣,審訊中,從沒出現“Ambank的戶頭”。
(三)胡先阿末已經長眠地底,利用他來編故事,他也不會駁斥否認了。
陰謀論肯定有市場,特別是如果你討厭某個領袖,那麼,任何有關他的陰謀論,更非相信不可。
只是,討厭一個領袖並沒有問題,也是個人的自由;但是,製造謊言來詆毀他,用陰謀論打擊他,那畢竟不是公平和文明的做法。
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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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nday, July 5, 2015

鄭丁賢‧26.7億令吉的羅生門

大馬人目前分為3個陣營,第一陣營相信《華爾街日報》的報道;第二陣營相信首相納吉;第三陣營不知道要相信誰。
請問,你屬於哪一個陣營?
站在客觀的立場,我給大家分析一下3個陣營人民的想法。
第一陣營:
(一)1MDB本來就有問題,賬目不清不楚,錢財去向不明;
(二)《華爾街日報》和《砂拉越報告》的資料相當詳細,不但公佈資金的數目,還道出有關的銀行,以及戶頭持有人和號碼;
(三)《華爾街日報》是國際大報,應該可靠,而且稱是引用政府的調查報告;
(四)納吉和政府還沒有提出強有力的駁斥,說服力不足。
看了以上論點,還有甚麼可以懷疑的呢!
慢著,在你加入第一陣營之前,不妨看看第二陣營的想法。
第二陣營:
(一)任何IQ中等,擁有一般社會經驗的人,從金融界人士,到地下萬字廠的黑手,都不會把來歷不明的大量錢財存入國內銀行,而且還是具名私人戶頭,何況是20幾億令吉;怕別人不知道嗎?
(二)這個世界還有開曼群島、維京群島、岸外金融中心、瑞士銀行……,也有信託人戶頭、人頭戶頭等等,為人隱藏財富;犯得著開一個無法隱秘的國內戶頭?
(三)根據國家銀行規定,國內銀行的戶頭,只要5萬美元或以上的轉賬,都要通報國家銀行;20幾億令吉又如何逃得過國行的眼睛?
(四)《華爾街日報》和《砂拉越報告》,並沒有說明是哪個政府調查單位提供的資料,來源可疑;
(五)《砂拉越報告》衝著納吉而來,意圖和目的路人皆知;《華爾街日報》對當權者不友善,早在大選時它報道“5萬孟加拉人來馬投票”可見一斑。
(六)1MDB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工具,用以打擊納吉政權。
追隨這些邏輯,則“納吉私人戶頭存入26.7億令吉”,成為很可疑,也有些可笑的事。
至於第三陣營的人民,他們不知應該相信誰;兩方都有論據,但也同樣出現漏洞。
這或許是大馬近年最聳動的金錢政治事件,如果確有其事,也會對現有的領導權力造成決定性的衝擊。
但是,到目前為止,除了當事人,大家都還不知道真相。
納吉別無選擇,要坦誠的面對指控和挑戰。他目前的直接對手是《華爾街日報》,而不是馬哈迪,因此,他應該向《華爾街日報》作出回應,提出資料和證據,要該報澄清或收回報道。否則就必須訴諸法律途徑,討回公道。
而既然《華爾街日報》做了報道,它有責任提供更加確實的證據,佐證它的報道。
在現有體制下,總稽查署、總檢察署、國會公賬會、反貪委員會、國家銀行和警方,都應該介入調查,沒有人能夠逃避責任,也沒有人可以被抹黑。
我相信,在現有趨於透明和平衡的多元機制底下,真相可以大白。(星洲日報/星期天拿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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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丁賢‧馬歇爾計劃vs一帶一路

    月前,我在北京出席一項國際會議,主講者都名聲顯赫,以身份而言,包括多個國家的前政要,從總統、總理、外長……星光熠熠;地理而言,從俄羅斯、中亞、阿拉伯、印度次大陸、東南亞……,幅員遼闊。
這種大型會議,大概只有中國有如此豪氣主辦;至於會議主題,當然離不開時下最熱門的“一帶一路”。
場面壯觀,主辦者也有誠意,稍微遺憾的是,每個主講者約只有10來分鐘,要談這麼大的主題,畢竟只能浮光掠影,或是照本宣科。
回國至今,印象中的“一帶一路”,依然是停留在習近平主席的談話,中國沿著陸路和海上兩條路線出發,對沿線國家進行投資合作,各取有無,互補長短,從而取得經濟和政治的雙贏。
說得白一些,中國國力強盛,資金過剩,正需要“走出去”;再說嘛,冷戰後的國際秩序重組,俄羅斯的輝煌不再,美國在中東碰壁之後,也不可能一枝獨秀;地緣政治上,從亞洲到歐洲這片廣袤地區,正是中國功夫的舞台。
這麼一個宏大的戰略概念,聽起來簡單,做起來太複雜;每個國家都有本身的國家利益,算盤打起來都不一樣。
而作為推動者的中國,更需要大量的資金,強大的實力,靈活的策略,乃至於非凡的戰略眼光。
現代歷史上,曾經實現如此超凡計劃者,應該只有二戰之後的“馬歇爾計劃”。
二戰結束時候,歐洲國家大部份的設施都已毀壞,工農業崩潰,民不聊生,國不成國,人們沒有工作,社會沒有生產,饑荒逐漸蔓延。
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國,此時已經是世界超強。它協助歐洲打敗了納粹德國,卻不知如何收拾殘局。
當時,國務院有兩個傑出的戰略家,威廉布萊頓和喬治肯南,他們看到眼前的歐洲景況,認為美國不能置身事外,否則將會損害美國長遠利益。
他們提出報告說,不改善歐洲情況,必然發生動亂,極端主義必然死灰復燃,或是遭到共產主義席捲。
而如果美國協助歐洲復興,日後產生一個民主和繁榮的歐洲,將可以抵禦共產主義,也可以成為美國的貿易伙伴,成為堅強的政治和經濟盟友。
美國政府接受了這個構想。國務卿馬歇爾在1947年宣佈“歐洲復興計劃”(後稱馬歇爾計劃),美國在西歐投入大量的資源,供應糧食和必需品,興建各項基本設施,重建工廠,發展新項目,也派出眾多的專家和技術人員參與各種建設。
從40年代末期開始,歐洲逐漸擺脫貧窮,農業恢復生產,工商業振興,基本建設發達,社會也穩定下來。到了60年代,已經成為富強和繁榮的歐洲。
而美國並沒有吃虧。它的過剩資金和產能,有了去處,它的商品也有了龐大的新市場;同時,它在西歐擁有了堅強的盟友,能夠和蘇聯抗衡。
馬歇爾計劃重建歐洲,改變了世界。
或者,這和如今中國的一帶一路,可以產生連帶的連想。(星洲日報/非常常識‧作者:鄭丁賢‧《星洲日報》副執行總編輯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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